基本解释

　　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

　　所谓幸福感，就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心理状态。

　　按照心理学的界定，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评价的幸福，认为幸福是评价者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它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组成成分。主要的测量内容包括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老人学三个方面。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瑟里格曼表示，这个规则能被归纳成：快乐+参与+意图=幸福。

　　2011，你幸福吗?

　　调查显示，近四成人在2011年认为自己不幸福，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而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

　　“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今天下午将在北京发布，该调查由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

　　调查显示，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超过60%的人，在2011年，感觉到了幸福。

　　调查

　　普通公务员与领导幸福感不一样

　　“2011中国人幸福感调查”显示：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近四成人没有幸福感。

　　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

　　在被调查的人当中，哪些人认为自己幸福了呢?记者从调查中发现， 受访者们的首选是“公司/ 企业领导/管理人员”，第二名为“机关/ 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然而，与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为同事的普通公务员，职业幸福感的排名却不高，还不及个体劳动者。

　　职业幸福感排名

　　1、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

　　2、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3、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律师/媒体和IT等专业人员

　　4、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

　　5、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公务员

　　6、农民、农民工

　　分析

　　社保不完善 影响幸福感提升

　　今年9月，个税新法正式施行。而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两年前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也再度盛传。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第二位。这个两年前的榜单被再度热议，是因为那些被税负困扰的人们，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这样的观点，在此次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社会转型导致人们压力过大”则排在第三的位置。

　　家庭背景 对幸福感影响作用大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

　　在2011年7月，一位有15年教龄的老师发表博文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他的依据是“学校里的中考状元，或者高考状元，基本家里都是条件很好的”，“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见识上来说，起跑线上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本次《小康》调查也显示，共计70.7%的参访者说他们“完全无法接触到”和“无法直接接触到”高官子弟和富豪子弟;而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

　　一方面是受教育质量与家庭财富水平成正比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教育公共服务投入占GDP总量4%的承诺近20年不能兑现。

　　提升

　　提高工资 最能提升公众幸福感

　　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