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伯常蹇，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据史籍《晏子春秋》记载：“伯常，出春秋时齐伯常蹇。”在典籍《庄子》中，记载了孔子当年向伯常蹇求教之事：“仲尼问于太史大弢、伯常蹇：‘豨韦曰：夫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者何耶?’”伯常蹇回答：“夫灵公有妻三人，同监而浴，史鰌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其实，“伯常”在春秋时期为一种大夫官职称谓，即常伯、常任，为侍从在君主左右的亲信，是一种近臣。在史籍《尚书·立政》中注释为：“王左右常伯、常任，常所长事，谓三公也。”伯常，即常随君王左右的近臣之首，没有具体的官职称谓。“伯常蹇”，即一个名叫“蹇”的齐国君主近臣首脑，按孔子求问的历史时间推算，当为周景王时期，其时齐国为齐景公姜杵臼(公元前?～前490年)执政，传说齐景公的“二桃弑三士”之举的主意，就是伯常蹇所出。

伯常蹇，是孔子一生推崇的著名齐国大贤学者，也是被庄子所称的“得道之士”之一。庄子对“得道”的标准是：“唯有以道为人生追求之至高目标者，始能获致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庄子所指之“道”，是一“浑沌整全，以天为宗，而非为天下裂之支离的道学。”庄子认为，“若以某一道术为人生之目标，必失道的整全，而得其一偏，得其一偏者，偏执于此并受制于此，从而将离道而与道无缘，其自由亦非真自由，仅是一有限的自由。”所以，庄子将孔子、列子等归为“离道之士”，而将惠子论为“叛道之士”，只将自己列为“尚在道途之中”。

在伯常蹇的后裔子孙中，多有以其先祖的名号为姓氏，称伯常氏，后皆省文简化为单姓常氏，世代相传至今。 

郡望

代　郡：亦称代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始置代郡。秦朝时期先为代郡，后为代县。汉朝初期为代国，后改回为代郡，治所在桑乾县(今山西宁武)，东汉时期移郡治至高柳(今山西阳高)。晋朝时期移郡治到代县(今山西代县)，晋永嘉后期废黜，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蔚县西南一带。北魏时期亦置代郡，但治所在平城(今山西大同)。

京　兆：京兆原本为京兆尹，“尹”为太守。西汉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三国时期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至华县一带。曹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封皇子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秦国，曹魏黄初三年壬寅(公元222年)又改名为京兆国。曹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封皇子洵为秦王，改京兆国为秦国。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五年甲子(公元244年)改为京兆郡(今陕西西安)，下属五县，除周至、户县外，均在辖区内。西晋时期仍置京兆郡于长安，辖区较三国曹魏时期缩小。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诸国相继建都长安(后秦称常安)，均在此设置京兆郡(或京兆尹)。隋、唐两朝均立都于长安，京兆郡另建新城。隋朝时期称大兴城。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改名长安城，在长安城周围的京畿地区，以雍州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称京兆者，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隋、唐两朝均设京兆尹(郡、府)或雍州，作为郡级建制以统长安、大兴(唐朝时期改为万年)等二十余县。唐朝以后，长安城不复为都，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地方性都会。金、元两朝在陕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与建都之地无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华阴以西一带地区。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府尹为京兆尹，符合金朝以前“京兆”之意。民国政府成立时废黜京兆之称，原址统称为西安。

堂号

代北堂：以望立堂，亦称代郡堂。

京兆堂：以望立堂。 

伯常氏复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今已不再，皆省文简改为单姓常氏，已融入常氏大家庭，但其族人多以代郡、京兆为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