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上10点，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远远近近的亲戚们第一时间前来探望，每个人都说着自认为能安慰父亲的话，几个女亲戚一进门就抱着父亲哭。

父亲倒是很淡然，一副無所谓的样子：“这不是回来了嘛，哭什么？”

折腾到凌晨1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住院3个月，父亲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由于手术的需要，头发剪短了，背似乎也弯了，说话含混不清，没说几句就喘。记忆中那个讲话总是很大声、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不见了。

父亲笑着对我说：“没事，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着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时候。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的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

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100斤左右的我，怎么也拖不动160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他小心地支起右腿，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地往右边倾倒。我慌忙冲上前，从右边扛住他，但他的体重获胜了，我们再次摔倒在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所有家庭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着演一出戏码，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然后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便转身出去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一直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替他按摩麻痹的半身、帮母亲做饭。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身边。

二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康复的方法了。

有一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络不通。“只要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人兵分三路，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了他。我走过去大概20分钟，却是他一早拼命挪动6个小时的结果。

但他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说。

第二天，他的方案出来了：早上8点出发，走到小巷的尽头折返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12点回来吃中午饭，吃完饭，休息1小时，1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可以在晚上7点钟赶回来吃晚饭。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三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了知觉。

他对时间更苛刻了。

这天，按照天气预报，父亲生病后的第一场台风就要来了。我起身要去关门，却被父亲叫住：“不能关，我待会儿要出门。”

“台风天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往门外挪。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拿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开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我气急了，把门打开说：“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拙的身躯。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一个人在那儿挣扎。

母亲默默地走过去，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地站立起来了。母亲想扶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将母亲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一阵大风刮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趴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地往前挪……

最终他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抬着回了家。然而，休息到下午4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3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完全破碎了。

四

疾病彻底击垮了他，同时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像小孩一样撒娇。

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听他们讲述着关于父亲的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告状，说父亲与他家孩子或小狗吵架。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最终接受了我去北京工作的决定。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3年，竟然攒了将近20万。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奢侈的计划：再过两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病，听说那里有一种仪器，能把堵在他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父亲就能找回他的左半身。

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父亲走了。下午4点多，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赶忙叫堂哥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辗转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摔一跤就没了，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水来。亲戚拉住我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