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 日，我坐在幼儿园家长席上。一群孩子正表演舞蹈，排在队尾的胖小子忽然脱离了队列，大摇大摆绕着同伴转起圈来，逗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他就是我那两岁半的淘气儿子。在欢笑的人群中，我的眼中却盛满了泪水。我咬住嘴唇，尽力控制自己，可不听话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再也止不住。我匆匆离开，不敢像其他妈妈那样，张开怀抱迎接孩子，我怕我的眼泪吓着他……你也许会奇怪，看着自己天真活泼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哭呢？

我有一千个痛苦的理由！但是——我现在不哭！

人生的不幸与打击总是突然降临的。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黑色的星期三，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１ 日，命运第一次向我显示它的残酷与无情。在这之前，我一直很幸运。我是湖南人，１６ 岁就上了大学，毕业即留校任教，两年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２６ 岁时已是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讲师，事业初有所成。就在这时，灾难悄然而至。

我的脖子上长了个肿块，摸上去很硬，不痛不痒。开始我没太在意，可肿块一直不消，渐渐大了许多。慢慢的我有了感觉，低烧、疲乏、消瘦，忙去定点医院检查。初诊说是淋巴肿大，让我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医生没有发现异常，只有一项血清试验结果呈微弱阳性。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１ 日，我乘到长沙出差的机会，走进湖南省肿瘤医院，医院的院长是父亲的朋友，我走进诊室，轻松地在头颈科瞿教授对面坐下，看父亲很紧张，我还对他笑了笑。

“鼻咽部没发现异常。”瞿教授检查说，他显然有所怀疑，用手仔细地检查我的颈部。

“这里还有第二个肿块，长在甲状腺部位。”

我父亲的脸色一沉。一股凉意从我脊背上掠过。我真傻，我只知道鼻咽癌，我没有得鼻咽癌，就不会得别的癌么？！

我被匆匆带往化验室，我的病理报告单上写着：“甲状腺癌，已经转移。”

“情况很严重，必须马上拍胸片，如果没有肺转移，尽快手术，术后安排化疗、放疗……”

医生在很近的地方对我说话，他的声音好像从遥远处传来似的。我胡乱冲医生点点头，没和父亲打招呼，就往门外走。我逃跑一般冲过阴森的走廊，直冲到大门外。门外是四月明丽的阳光，和风拂面，花红柳绿。春天已不属于我了，春天是属于健康人的。

我无处可逃，癌症张着魔爪在前面等着我。我真想哭，但不知为什么，又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