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问题,目前理论界热点渐起,主要有以下情形值得探究：一是早年马克思恪守黑格尔的传统思想,认为政治国家是人们普遍利益的代表,市民社会必须从属于政治国家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理念发展过程的外化,即：理念的创造.马克思却称为逻辑神秘主义,并提出“人的本质”；三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运动引领马克思的思想步入历史唯物主义,并成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研究两者内在的联系,对社会主义运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两者内涵上同一.由于历史差异,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各自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有不等同的作用. 　　近现代两者的“分离”.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有着明显的区分,国家成了社会人的主体,市民社会也就不再与政治国家具有同等的利益关联.当然个人的活动性质、内容、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导致同源的私有制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走向分离. 　　两者在民主制中归零.民主制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也是物质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和形式正是民主制和君主制区别所在,君主制只有形式的外在表象,内容的实质虚伪.民主制中人就是真实的人存在于现实的人,任何环节所表现为真正的自我,不存在部分控制整体的特征.把概念中普遍利益直接抽象为特殊的利益.两种利益的转换就不再成为难题,自然地实现了民主制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 　　从整个结构形态发展过程来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并非必备之物,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者谁决定谁”也绝非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它仅仅表达的是一个时代极个别国家特殊现象的典型,其实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只是社会形态变迁过程中的特定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