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问世以来,光芒与力量千年不衰而历久弥新.审视《孙子兵法》独具的超越时空的思想魅力,其核心价值支撑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兵法内蕴的朴素而深邃的科学精神.从哲学层面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科学精神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兵学领域的展开与升华；在具体形态上,这些精神则体现为孙子对战争观念、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诸多层面军事认知的探索、把握和创造.伴随着后世传承,《孙子兵法》内蕴的科学精神又以文化的形式逐步注入社会,成为了中华民族2500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特质,同时也以巨大的发散能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军事文化的发展.一、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从现代军事哲学的视角进行考察,“慎战”属于战争观层面的思考,它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一个基本认知评价.诚然,《孙子兵法》当年成书的目的更多在于博取吴王阖闾的赏识,不大会有这种浓重意识,然而这并不影响做出如此判断：孙子天才地遵循了这一建构规律,字字珠玑地展现了“慎待战争,利益为上”的理念.如果将这一理念归结为功利主义,孙子的慎战思想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当今国际关系思维的主流——战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鼻祖,尽管如此,界定孙子多少有点现代化、理想化的嫌疑.二、先胜全胜的不战智慧“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谋攻》）.在《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中,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设定、战略智慧无可比肩地在兵学顶峰屹立千年,至今仍被人们从伦理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从军事认识论的角度,“先胜”不仅是“战胜”的保证,更是“全胜”的前提.要实现不战而全胜,无杀而全师,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获取“称胜”的综合优势,否则伐谋、伐交终是无源之水.在孙子看来,“善战者”先为的“不可胜”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当涉及道、天、地、将、法的较量,也暗含着兵众（武器装备、物资保障）、士卒的强弱分化,最终应当累积为“称胜者之战民”（《军形》）所需的“形”,获取“以镒称铢”的战略优势.诚然,基于历史背景和技术进展的状况,孙子时代并不具备对战争效益进行定量精细评估的条件,春秋末期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兵力和武器效能通常也难形成“以镒称铢”的悬殊局面,但这丝毫无损于孙子先胜、全胜思想的真理价值.孙子对“先胜”、“全胜”朴素而科学的把握,以最优准备、最小代价实施行动并获取尽可能大收益的处置思路,符合当代行为科学所崇尚的效率和理性的基本要求,具备了兵学要旨的力量.这一点在全球时代,尤其是进入核时代以来,魅力愈显隽永,受到了战略家、军事家顶礼膜拜.三、审时度势的战略预见从军事认识论和实践论出发,战争发起前运筹于庙堂,分析敌我态势,的确是实施战略,战役或战斗指导必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它要求战略指导者回答“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实质上又是“先知”与“尽知”的问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谋攻》）,对于“知”,孙子始终把“知彼”摆在首位.有关敌情的获取,孙子给出了“相敌”、“用间”和试探等方法,其中既有见微知著、理性演绎的被动观察方式,也有主动探知的外围策敌以及派驻间谍的方法.但孙子也非常强调“知己”,某种意义上,对己方的战争实力和战略态势进行科学评判比“知彼”更需要勇气和洞察力,同样关乎度势的准确与否.四、因情应变的作战指导因情应变,要求作战指导者善于把握战争中敌我、得失、攻守、强弱、劳逸、众寡、勇怯、胜败、专分、治乱、虚实、奇正等一系列矛盾构成的态势,找到趋吉避凶的立足点和途径；同时还应善于造势利导,争取“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如此,不与敌交手便可消其势,达成“形人而我无形”,“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的战争指导态势,游刃有余地把握作战行动.与“致人而不致于人”紧密相联,孙子力陈作战行动要讲求奇正之变、虚实之击.由于“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便可做到“择人而任势”（《势》）,将敌方的弱点一览无遗.如此,指挥者只需因敌之虚、等待敌人出现漏洞,“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就能“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水到渠成地取得“胜于易胜”的胜利.由此也可看出,“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挥原则与“慎战”、“先胜”、“全胜”思想在逻辑上、目标上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五、令文齐武的治军理念战争实质上是敌我双方的力量拼争,克敌制胜,不仅要善于对敌施事,还应敏于修内,善于统御治军.关于治军,《孙子兵法》十三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归结起来,核心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狭义上,这一理念可以理解为：治军当文德与刑威并重,宽仁与严戒并举；若赋以宏观视角,也可解释为的文治与武功相互配合、经国与治军相得益彰,如此可进行更为宽广的审思.从《孙子兵法》展现出的高明智慧和缜密思维进行分析,孙子不大可能把握不住经济与战略的关系.,事实上,孙子在《吴问》中分析晋国六将军存亡次序时,对经济与战争的密切关系已有精辟卓越的分析,考虑到其对于战争消耗、粮秣后勤问题的关注程度,孙子事实上已经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一重大命题的处置思路呈现给了吴王阖闾.正是因为这个“呈”字,孙子可能有意识地将自己设定在了“兵”的范围,突出了将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孙子“利合与主”、“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的思想正是其君道治军的迂回反映,而良将选用,将帅“五德”以及“静、幽、正、治”的性情要求也是其君道治军思想的间接延伸.《孙子兵法》蕴涵的基本科学精神是朴素的、原始的,是以感性的演绎方式出现的,出于避免将其过分现代化、抽象化的考虑,本文以原文为基础对其进行了条块式的分析,应当指出,《孙子兵法》的恒远魅力远不在于其某一行文,某一条块,而在于其理性和智慧之光,在于其系统与辩证的思索,准确把握《孙子兵法》真理认知的方法和科学创新的价值,对于启迪思维和指导战争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构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