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末,满清皇朝日落西山,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许多有志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强国之法.回国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顽强奋斗,建立了功勋.钱玄同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一位.《新青年》的干将在１９１７年《新青年》发端的文学革命中,熟悉封建文化的钱玄同,针对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势力的桐城派和文选派,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两种文妖,并在《尝试集?序言》中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作了白话文章,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种垃圾旧典故、肉麻的辞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作文章,那么会作文章的必然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作文章的高贵身份,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一针见血揭穿了卫道者们抱住旧文化不放之目的在于垄断文化.钱玄同还敏锐地将文学革命与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认为倡导白话文,就是“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所以“对那些腐臭的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基础稳固”.将斗争矛头,直指旧文学赖以生存的“阶级制度”.文学革命大旗举起后,为壮大文学革命声势,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双簧信”：１９１８年３月,在《新青年》四期三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反对新文化运动顽固派身份写《文学革命的反响》,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攻击《新青年》；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作《答王敬轩》,洋洋万言,痛快淋漓地把王敬轩所列罪状,一条一条,驳得体无完肤.一时反对声浪大高.有作文为王敬轩鸣不平的,有写信直接责问《新青年》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还在上海《新申报》上自撰文言文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钱玄同,希望军阀来镇压文学革命.“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鲁迅的《狂人日记》,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其特有的深刻性,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有力地推动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战斗实绩,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钱玄同是《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当时鲁迅热衷于搜集碑贴,研究版本,钱玄同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杂感录”中看到鲁迅有深刻敏锐的洞察力、犀利明快的文笔,有写小说的天才条件,就极力怂恿他写小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在《自叙传略》里又说：“初做小说是１９１８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