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作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在100年前,当这一决策出台之时,保守派、国粹派与改革派、洋务派之间,满清贵族和汉族读书人之间,竟然没有太大的分歧,没有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的报刊（包括上海租界里的《申报》、《新闻报》及天津租界里的《大公报》在内）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激烈的辩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的今天,倒是有不少人为科举制评功摆好,为科举制鸣冤叫屈,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马恢复科举制,恢复状元、进士、举人、秀才的头衔. 　　确实,隋朝的开科取士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质疑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也是如此.它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好处：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从古到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试,通过考试这个手段选拔人才,至今被全世界认同、效仿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造. 　　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在内容、方法、结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举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都属于一种考试形式,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和所有的考试一样,科举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坏的.如同邱吉尔评价“民主”一样,民主的实质就是要防止最坏的.人类迄今为止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考试,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更适当的新办法,毕竟每个人在试卷面前还有相对的平等. 　　什么是“最坏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缘、特权、金钱选拔“人才”.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盛极一时,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此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在如此幽暗的专制长夜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哪怕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介平民从此可以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正常流动,在铁板一块的王朝当中输入平民的血液,王朝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虽然帝王推行科举制有自己的动机,而且选拔人才的标准最终掌握在帝王的手里,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仅标准比较随意,而且可以“增科”恩赐,但在一个特别看重血缘的国度,一种重农轻商的文化背景下,仕族和商贾、平民的确因此而获得了平等竞争、进取的机会.这在古代中国无疑是一大进步. 　　100年前的今天,在内忧外患的急攻之下,在满朝开明大臣的推动之下,清政府终于下诏废除被诟病已久的科举制. 　　从此,对科举制的谩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迷信,不管懂不懂科举制,也不管见没见过八股文,骂科举制成为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时尚”. 　　100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没有因为科举制的废除比以前进步多少——除了多学了点西方的技术.终于,中国思想界能够重新清醒地审视科举制曾经对中国产生过的影响——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终于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科举制——不再是情绪化的谩骂,当然也不会是狂热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