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制衡学说源于分权思想,分权思想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的先哲在阐释他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时,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而权力活动又应当普遍地、严格地遵守制定得完好的法律.在分权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衡学说,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尚未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主分享统治权并反对封建主的专横,便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论述法和政体以及自由的关系时,强调了专制政体与法律的水火不容,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认为,如果国家的权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的手里,那么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由分权制衡学说引申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应当指出,不能把制衡学说等同于‘三权分立’.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事物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理,符合法治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察检察制度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权的出现就是分权制衡论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分权制衡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检察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法律监督的色彩. 　　首先,从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权的起源看,检察权就具有明的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的色彩.“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德国当代刑事法大师骆克信(Roki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构想出检察官的目的,自始乃责令其作为“法治国之栋梁’’及‘‘政治自由的支柱”.战后,联邦德国著名的检察官华格纳、亦指出：“检察官制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指标.”林钰雄先生在考察检察官史时特别指出：“欧陆德国法系设置检察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法治国功能：守护法律,使客观的法意旨贯通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所谓的客观的法意旨,除了追诉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护民权.特重检察官保障民权的功能,乃政治大革命及思想大启蒙的时代产物,准此,检察官乃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追诉犯罪,更要嵬集有利被告的事体,并注意被告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简言之,检察官不是、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罪犯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德国20世纪的刑事诉讼法著名学者史密特(Eb．Schmidt)也曾一语道破：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尽管在19世纪初不乏将检察官设想为“君王的耳目”的议论,但定稿的检察官制完全背离了“君王的耳目”的构想,被设定为彻底的“法律守护人”.与之相适应,在德国法上认为检察官是单纯的行政官的主张却少有响应,而司法官说则最获认同,且鲜有标新立异者.由上可见,法律监督在西方国家也是被公认的检察权的基本属性. 　　其次,从社会主义中国检察权的职能看,法律监督权体现着分权制衡的思想,是检察权的基本属性.我国检察机关肩负着监督侦查、公诉犯罪和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职能,是遵循分权制衡理论专门设置的法律监督机关.将分权制衡理论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对于充实我国检察制度的基础理论,对于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石上认真思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理应被看做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自我调节功能,均衡国家机器运行的国家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