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自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又因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它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不仅没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从会议内容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特点.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从此,毛泽东同志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