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
读书须教有疑
解玺璋
读书是要有一点怀疑精神的。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对于书中所言,不仅不要轻信,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一番仔细的甄别和思考。戴震是有清一代的大学者,据说他10岁时,老师教他读《大学章句》,读到一个地方,他问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的意思而被其门人记录下来的呢?老师说,前辈大师朱熹在注释中就是这样讲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啊?老师说,南宋时的人。戴震再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老师说,东周时的人。戴震继续问,东周距南宋有多久了?老师说,差不多两千年了吧。戴震于是说,那么,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老师无言以对。
中国老百姓心地善良,最容易轻信;而历朝历代所推行的愚民政策,也养成了我们轻信的习惯。现在有些粉丝似的读者不允许别人有挑剔的眼光。他们的逻辑,就是你说某某书有问题,你就该自己写一本试试。这种盲目的崇拜,正是人性被异化、被遮蔽的结果。人性本善,这个善,并不单指善良,还有人的知性。而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个人和一番事业,这点慧根是不能少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沉湖之后为其撰写的碑铭中,把它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说法。戴震则指出:“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人头脑要清醒,别让人家忽悠你,也别自己蒙自己。这也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他还说,戴震能成为一代宗师,皆因他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本能。
其实,梁启超对于所读之书也是不肯轻信的。他作《王安石(荆公)传》,为了弄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穷究其原因,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了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与《宋史》所记互相参证。他发现,《宋史》记载的王安石变法,有许多不实之词,“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这是因为,《宋史》完成于南渡以后的史官之手,元人又因而袭之,其中多为反对党对王安石的诋毁和污蔑,“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梁启超则“一一详辩之”,所资之参考书竟不下百种。可见,读书不盲从,不轻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初做学问,或容易被别人所蒙蔽,待稍微读了几本书之后,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既不“以人蔽己”,又不“以己自蔽”,则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而质疑的能力就更显得重要。戴震总结为“学有三难”,哪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就是说,即使你有怀疑的精神,即使你不想盲从和轻信,但如果你过不了“淹博”、“识断”、“精审”这三关,还是免不了被蒙蔽。
戴震这么说,自是他切身所体会的。而这些体会,“实从甘苦阅历得来”,又不是凭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要将这“三难”变成三不难,殊非易事。历史上许多大学者或大师,也只能三取其一,或三取其二。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书籍早已浩如烟海,其中真伪正误,则殊不知凡几,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讲到如何鉴别伪书、伪事,前后就列举了近20条。他还现身说法,讲到“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就举了自己所著《戊戌政变记》一书为例,他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氏在这本书中究竟“放大”了哪些“真迹”,以致所记不敢承认为“信史”,他没有说,但他的意思,我想,是要我们再读此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疑问的目光,把那些“放大”的“真迹”还原为真相。
但也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梁启超语),并非历史虚无主义。或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正是读书的辩证法。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___
A.作者认为读书应该要有怀疑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人就不会被蒙蔽。
B.现在的粉丝读者不允许别人有挑剔的眼光,他们往往对自己喜欢的作者盲目崇拜,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C.人性本善是指人的知性,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个人或一番事业,少不了这份知性。
D.读书要有点怀疑精神,做到不盲从,不轻信,但读书要做到不盲从,不轻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读书中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但质疑的精神更重要,读书要有怀疑精神,但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
(2)关于“读书须教有疑”这句话的理解,下列表述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