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寅恪与王国维①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陈寅恪因为侍父疾请假一年，于1926年秋才到清华园任教，从此与王国维共事于清华国学院。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王两人共事不到一年，但学识、思想感情及治学态度的契合，使得他们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们经常往来，探讨学问，聊说掌故；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这段短暂的时间，是他们的友谊凝聚、升华极为重要的时期。所以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

陈寅恪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王国维住在清华园西院，王国维常常来工字厅与陈寅恪叙谈旧事。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课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购买外文书籍及佛道典籍，由陈寅恪审定；采购中文书籍，由王国维审定。工作之余，他们更是经常互相往还，在他们的书斋、客厅，或者于晨风熹微之际，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学规划，探讨学问人生。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像流水行云一样自然、融洽。后来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指的就是这段友谊。

陈寅恪对王国维是十分敬仰的，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时，胡适推荐王国维主持其事。陈寅恪称王国维为“神州大儒”，称他的学问为“绝业”。胡适推荐王国维，自然使清华研究院的“绝业”得以继承和发扬。王国维逝世后，其学生赵万里辑录他的著作，编成《王静安先生遗书》，由陈寅恪作序，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其学问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对王国维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们是相互信任的。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希望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十分赞同这种主张。1929年研究院同学为王国维建立纪念碑，陈寅恪撰写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这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力纠众说，以王国维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也。”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实际是系文化、人格、国家民族于一身，生死与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传统文化正值衰落之际，王国维被传统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特别表彰他学术上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谓独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坚持学术己见，着意于创新，王国维是为其理想文化而献身的人。如果没有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做出这种中肯的评价。于此可见，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可见他们之间“风义生平”的情谊。（摘编自刘斌《陈寅恪传》）

[注]①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陈寅恪与王国维两人虽然年龄差距大，共事的时间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学术心境的高度契合，使他们成为真正“相知”的朋友。

B．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其他清华师生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说明陈寅恪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恪守孔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