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两位豪放派的大家的作品,总使人有不尽的遐想.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苏词有诗化的倾向,使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崇高的境界.生动的景物描写生成雄宏壮阔的画面,所能宣泄的激情与义愤,往往以不可遏阻之势表现理想与抱负,以及理想与抱负难以实现的怅惘,也显得那么自然与雄放.放逸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所体验的人生,常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这种渗透人生感悟的情愫,从激越的冲动终归于深沉的平静.华丽典雅而又高傲不羁的语言风格,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佛老思想,使其本来故作矜持的态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度.把喧哗与骚动的人生看作一场大梦的喟叹,超重低音的穿越,打破时空的樊篱,与遥远的圣哲一起,在宇宙中共鸣. 　　辛词有散文化的意境,这种笔法有利于表现散乱的心灵.慷慨纵横是其情绪的主流.以炽热的政治情感与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拥抱人生.豪爽的英雄本色常常企图与历史上的众英雄相认同.关注社会现实,往往以时代的歌手自居.执着的爱国热忱与壮志难酬的忧愤悲情相交织,使其内心痛苦不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诘问与感喟,使人产生几多悲凉之感.田园风光所能慰藉的苍凉老境,其温度毕竟还是有限的.典故所能表达的文化底蕴与口语化的鲜活话语所包装的鲜活而又坚持的思想,以及以后意义的坚持,以及以后的再坚持,是其人生最彻底的悲剧.至于意象的奔腾耸峙所呈现的阔大境界,只能看作一种故作深沉的虚张声势罢了.怀揣一块永远也晤不热的石头,永不放弃；如同一个见弃于途中的妇人（这一点又似屈原⑵）,而“归正人”所感受到的猜疑与歧视,使其常常自怨自艾,用来剖白的语言,琐屑到婆婆妈妈的程度,往往也能博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 　　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但他的词在当时引发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有人充分肯定其对词的开拓和革新之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以诗为词",要非本色.苏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抒情、咏物词、农村词.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早年受祖父辛赞影响,培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20多岁时,曾组织了一支抗金义军.并受当时义军统帅耿京的派遣,与南宋朝廷联系,试图里应外合,协同作战.后南下,任江阴签判,在此后四十余年的生涯中,他除了有一半时间辗转在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外,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作为一个主战派,他有勇有谋,但生不逢时,郁郁而终.辛弃疾的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存词600余首,是宋代存词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1：爱国词,主要追忆当年的抗金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表达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懑之情.代表作有《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农村词,主要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以化解现实中的痛苦,代表作有《清平乐》(茅檐低小)等.闲适词与言情词,代表作有《西江月·遣兴》和《祝英台近》(宝钗分)等.辛弃疾词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1：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导风格,但不拘一格.意境开阔,气势飞动.多用比兴,博征典故,语言繁富.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不同之处：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的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满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但是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因为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的词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但是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辛老先生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感觉,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激情.可是他的不受重用又导致他的失意,这就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杜甫似的沉郁.总起来看苏轼的豪放是达观者的风采轻松而迷人,辛弃疾的豪放是壮志难酬的悲壮之音,沉郁而震撼人心.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而辛弃疾则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