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而非造字法则：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主要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解释.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慎为核心. 　　六种解说 　　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他的含义.例如“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借作“自己”的“自”. 　　说文解字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