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抑制/原因 　　一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和衰落以致灭亡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主要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它显然是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母胎内产生的.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2]（第167页）又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第193页）欧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区,而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走的却是一条畸形的路. 　　大多数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萌芽什么时候产生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已经产生,如大工商业主子贡、弦高、范蠡、白圭、吕不韦等都有万贯家财,他们役使的劳动人手多达万人,其中不乏雇佣劳动者,即所谓“持手而食者”.有人认为唐代工商业繁盛,海外贸易发达,出现了一批巨富大贾.长安邹风炽,扬州王四舅,洛阳王清,皆并时豪富,富甲天下.为他们经营工商业者成份复杂,但其中亦必定有雇佣劳动者.有人认为两宋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棉、甘蔗和茶的专业户.城市中手工业商业繁荣,实行千百年的坊市制被打破.在思想上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受到冲击,陈亮等的“农商皆本”的意识破土而出.在众多以城市市民为听众和读者群的文艺作品如话本中,商人已经作为诚实守信的正面形象出现.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就是为人们所喜爱的正面形象.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活动中,雇佣劳动者不是个别现象.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学的历史课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以此意见编写的.应该承认,明朝中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实还是比较充分的.如苏松杭嘉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纺织业作坊,坊主与机工大都为雇佣关系,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在广东佛山镇出现了雇工达千百计的采矿冶铁作坊,在长江中下游农业发达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前大大扩展,经营地主出现,他们发展了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清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朝中叶又有所发展.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它仅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中国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二 　　即使承认明中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相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并不算晚.问题在于,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老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第620页）此一解释长期为中国史学界引用,解放后近20年,几乎无人提出疑义,因而成为一种经典释文.不过,外国学者早有自己的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两书中表述的观点：欧洲的新教提倡勤俭和禁欲主义,从而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教恰恰相反,它倡导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追求无休止的体面享受,社会财富被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毛泽东的经典解释产生怀疑.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的顾准,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并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比较后认定,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自然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法律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后来,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永远是“六道轮回”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仅难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自己也不可能达到自身的成熟阶段.再后,有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体系”观点的面世,对中国古代社会能否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它推迟了自身衰败的速度,自然也就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之只能永远处于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