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这杆大旗是历史上的宋江竖起来的呢,还是出自《水浒传》作者的手笔?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一些历史著作说是宋江起义提出的,但也有人表示异议.因为历史上的宋江即使确有其人,也是一支人数不多的流寇.他们没有提出过代表自己政治纲领的宣传口号.因为“替天行道“的口号既没有见于正史的记载,也没有见诸《大宋宣和遗事》等小说野史的虚构.《宣和遗事》只写出宋江、杨志等人杀人后仓促潜逃,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后也是东奔西躲,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起义,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政治口号.“替天行道“的口号最早倒是见之于元杂剧.《李逵负荆》中宋江自白道：“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争报恩》中也写道：“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可见,梁山宋江故事从元杂剧开始,才从原来的只为个人造反潜逃,变为具有一定政治目的而组织的武装行动了.x0d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要产物.对于这一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墨子认为在没有国家的时候,社会纷乱不堪.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各人都是用自己的道理来否定别人的道理,以至于父兄难相合,百姓以水火毒药相残杀.所以就需要组织国家,设立政府首脑(见《墨子·尚同》).但墨子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并不表示盲从.他认为天子的行为本身并不是评价其自身的标准,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意志的天,也就是上帝.这个天意就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意志所在.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这就是说,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忤逆者便会受到惩罚.这种惩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神.墨子认为鬼神不但实有,而且有超越常人的能力,“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也“(《墨子·耕柱》).它的能力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够代表天意来监督天子,“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明鬼》).像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周厉王等,都是位至天子而受罚的例证.惩罚的另一方面是人力.墨子虽然未明确提出用人力去教训天子,但他的思想已经隐含这样的意思.与儒家“畏天命“的说法相反,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贫富、贵贱、寿天等都非命所决定,可以人力改变.这就是古代墨侠集团扶弱除暴之举的动因所在.表面看来,墨子把希望寄托在能代表自己阶层利益的上帝和鬼神身上,带有一定的虚幻性,而他尊崇天意和鬼神的思想与其“非命“的观念也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能找到这些虚幻和矛盾背后的联结点,就不难认识它的价值所在.这个联结点就是为民众利益张目的精神.儒家和墨子都讲天命,但儒家的天命是用来吓唬老百姓,而墨子的天命则是民众利益的化身.所以尽管它是虚幻的,但却能给广大民众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民众中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因此,它不仅与民众以力抗天命的思想并不矛盾,而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后代绿林事业以天命自任,关心社会政治的思想渊源所在.x0d《水浒传》中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这些流落到民间的墨侠思想影响的产物.如果梁山好汉给大宋皇帝投票打分的话,那显然是不信任的反对票.在他们看来,“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书中所有好汉被逼上山的过程,都是身受其害的过程.这些足以使大宋皇帝具备墨子所说的反天意的为暴天子的条件,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惩罚.他们聚义梁山,就是顺应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现.有意思的是,梁山好汉除了以自身的力量抗争天命外,还如同读过《墨子》一样懂得借助上天和神明的力量.书中几次写到梁山好汉祈祷神灵佑护,还几次写到呼风唤雨的战法,特别是宋江在还道村接受九天玄女赐书并面授机宜一节,形象地写出宋江起义与天神佑护之间的依存关系,很有一点象征的意味.梁山好汉理直气壮地提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等口号,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气壮如牛.x0d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读过《水浒传》的人,立刻会发现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与墨子的乌托邦设计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x0d当然,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还有待于他们实际的努力奋斗.像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辉煌胜利,都是为向这理想境界迈进所铺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