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的《兰亭集序》是《兰亭集》的序言。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王羲之召集谢安、谢万、孙绰等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了上巳节的修禊仪式并借此写下了一系列的同题《兰亭诗》，会后这些《兰亭诗》被整理成《兰亭集》。王羲之挥毫泼墨，为集子写下序言。传说这篇序文用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被认为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札，后人也以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而评定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将其精湛的书法艺术和真挚的情感融入序文，为我们记录了一次恬然飘逸的上巳聚会，展现了一群文人名士的倜傥高雅与风流文采。本文将围绕这篇序言就聚会的相关风俗及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一介绍。

兰亭集会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风俗层面的上巳聚会；二是文化层面的诗文聚会。序言首先提到上巳节的“修禊事也”。从先秦到两汉，关于上巳“修禊”仪式的记载很多，且各有称谓：或称之“祓禊”，或谓之“祓除”，或名之“祓斋”，都是指人们在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除灾、祓凶去垢的风俗仪式。

“修禊”这一风俗由来已久。《史记》中认为起源于周公之时，说周武王病，周公祓斋；《诗经·溱洧》是一篇关于郑国上巳在溱、洧两水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禊不祥的诗歌；《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讲到曾皙的理想：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服，携同五六位友人，带上六七名童子“浴乎沂，风乎舞雩”，歌咏而归。暮春时节到沂水边沐浴无疑也是水滨的祓禊仪式。

早期的修禊仪式一年有两次，分别是春禊和秋禊。春禊一般在三月上巳，秋禊一般在农历七月十四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的兰亭上巳聚会自然循春禊行礼。“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夏历）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所以又称“三巳”“元巳”，因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都不同，所以这个节日的日期也就不确定。“上巳”或者说“元巳”到魏晋以后才定为三月三日，《晋书·礼志》上说按照汉代的仪式，每逢上巳节官员和百姓都会在流水上修禊，并特别指出上巳节从魏以后只采用三月三日而不用“上巳”。永和九年的这次兰亭之会即在三月三日举行。

序文很明确地交代了聚会的地点是“会稽山阴之兰亭”，会稽在现今的浙江绍兴一带，这里风景秀丽，名山特多：从上虞七十里到溪口，从溪口随江上行几十里，是嵊山，这一带翠竹掩映，溪流迂回婉曲；戴公山丹崖苍石交相辉映，清流激湍蕴于其间；谢岩山则山墺深峭，巨涧奔激；东边的四明山千岗万崖，巍与天敌；西边的丹池山更是积翠飘渺，云蒸霞蔚。果如序言所云“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秀丽中透露着灵润，自然中蕴藏着谐和。

会稽以它无与伦比的美招引着文采风流的名士，成为文人荟萃的圣地。渡江南下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以及当时许多著名的士人都曾聚居于此。兰亭诗会组织者王羲之更是“不乐在京师，初渡江浙，便有终焉之志。”（《晋书·王羲之传》）他对会稽的钟爱与沉迷至老不衰，在去官归隐之后还和东土人士一道以游览会稽为乐，以弋钓东土为娱。

王羲之等人对于会稽的热爱是双重的，风光旑旎的会稽既是居住、活动的人间天堂，又是精神栖息的乐园，王羲之及兰亭诗人们与会稽的亲近既是地理上的亲近也是精神上的亲近，山水以其内在的宁静谐和与他们的淡泊心态相契合，在统一平和中给他们提供了精神归隐的所在，于是会稽兰亭成为他们呼朋唤友、组织诗会的理想所在。

王家虽为名门望族，王羲之虽然身居名利场，但他以放达洒脱、超迈不羁的态度来对待仕途，他向往闲逸远胜于功名利禄。相对于官场仕进，他更愿意竹篱木扉、修植桑果。在给谢万的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远离官场后的生活理想：“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晋书·王羲之传》）正因为内心虚静淡泊，所以对于朝廷的数次征辟，王羲之都能坦然拒绝。殷浩写信劝他出仕，他回信说自己向来没有这种廊庙志向。

王氏一族中，得其真传者亦不在少数。王羲之共有七子，知名的有五人：玄之、凝之、征之、操之、献之。除王操之以外，其余四人都有《兰亭诗》流传。作为兰亭诗会的东道主，王家人首先是士大夫文人；作为组织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次聚会的文化意义，他们以自身的士大夫文人情结打出了文化的大旗，引导着这次上巳聚会朝着文化意义层迈进。应该说王羲之及其后嗣的不乐仕进、超迈洒脱，对于兰亭诗会的文化格调与韵味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

诗会虽也有“修禊事也”，然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沐浴祓禊、除邪祈福或招魂续魄。吸引兰亭雅士们的，主要还是“清流激湍”中的罚酒吟诗之欢，“曲水流觞”之乐。所谓的“曲水流觞”指在一段弯曲的河水里，放上盛着酒的杯子，使之浮于水面，并沿着弯曲的河水向下流动，人们分别守候在弯曲河水的一处，待酒杯漂流，酒杯漂流到谁那里，谁就取而饮之。

“曲水流觞”之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公时，史书上说周公曾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之后流水泛杯而饮，于是形成曲水流觞之俗；稍后有关于起于周幽王时的说法：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于是在河上设曲水宴；也有人认为是源出于秦昭王；关于“曲水流觞”源于汉代的说法则大同小异：平原徐肇（也有的说是郭虞）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但都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殇亡，于是大家相携到水滨盥洗，并因流水以滥觞。

关于“曲水”或“曲水流觞”起源的说法未必都真实可信，但却反映了先秦两汉以来“曲水流觞”活动重在沐浴祓禊、除邪去灾的共同特点。显然那时的“曲水流觞”活动并不具备多少文化意味，它与兰亭诗会上的“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兰亭诗会上，诗人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通过“一觞一咏”来“畅叙幽情”而已，对于兰亭诗人们来说，“曲水流觞”只是取杯吟诗、临流赋文的开展形式，通过这一形式来抒泻怀抱才是目的。虽然魏晋以降，以“曲水流觞”来罚酒作诗的风俗已经存在，但直到兰亭诗会之时才得以成熟并成为后世争相模仿的典范。

兰亭诗会之时正是玄风极盛的时代，在玄言暗雾的弥漫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抛开干瘪的谈玄说理，序文借山水独抒性情，流溢全篇的是一种鲜活无比的人世挚情。序作者既然已经认识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而已，一种豁达阔大、顺其自然的胸怀也便油然而生：“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生命过程是如此匆忙，任情而为，因性而动又有何不可，“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何不“快然自足”？只当“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那么就“感慨系之”以求解脱罢了。

序文结尾着眼于“死生”二字，无限惆怅地慨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冷静地注视着俯仰之间化为陈迹的现实，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个人感伤之余又表现出一种对人类漫长历史的觉醒与关照，于苍茫浩叹中逸趣无穷。无怪乎袁宏道《兰亭记》感慨：“羲之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王羲之既深通老庄的自然大道，倡言一种本真任性的生活；又不同于老庄的齐生死、等万物，绝对忘情于人世，他一边悠游于山水自然，一边又惆怅于“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从序文反映的思想情怀来看，王羲之首先关注的是情性而不是干瘪的玄理，作者首先是文士诗人而不是玄言思想者，整篇序文一扫溺玄清谈的陋习，真实自然，情味隽永。

从永和九年的诗会起，兰亭的文化盛会一直长盛不衰。诗人雅士们或经兰亭故池联句，或于兰亭侍宴赋诗。尽管朝代更迭，然而再聚兰亭，念念不忘的还是“曲水邀欢处，遗芳沿宛然。名从右军出，山在古人前。”（《经兰亭故池联句》）惆怅于心的还是“几多诗笔无停缀，不似当年有罚觥。”（蒋堂《诸官诗成因书二韵于后》其一）兰亭诗会是东晋玄学暗夜中的熠熠清辉。《兰亭集序》是文学发展处于低谷阶段的一面闪亮耀目的旗帜，风流倜傥、飘逸高迈的诗序作者以见情见性的创作呼唤着文学抒情本质的回归，给后世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