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爱国者的一生。爱国，就是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能够推动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梁启超的一生，自始至终保持这种对祖国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正是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激励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进行各种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变化，梁启超的爱国思想言行，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总的看，他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８年，他的爱国思想以变法救国为主。希望通过变法维新，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梁启超的青少年时代，资本主义已进到帝国主义阶段。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是列强在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关键时刻，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明确提出要挽救民族危机，并反对割让台湾。这时的梁启超也义愤填膺，在１８９５年参加“公车上书”后，又怀着爱国的激情，跟着康有为出报纸、写文章、建学会、办学校，大力宣传，要求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１８９６年，他办《时务报》，宣传变法的理论、内容和途径。１８９７年，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培养变法维新的骨干，还与封建顽固派展开大论战。在这过程中，梁氏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为武器，对二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因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者的救亡运动而出现的。在这个运动中，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已充分表现了出来。这个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第二阶段：从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３年，他的爱国思想以革命救国为主。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亡到日本，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加上在和孙中山的交往中受到孙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革命派日益接近，并希望通过与孙中山联合，共谋国事，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个时期，他在日本于１８９９年创办《清议报》，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丑恶行径，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他写文章大谈革命与破坏，大声疾呼要破坏封建专制政体。他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进行革命，“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

１９０２年２月８日，他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他怀着爱国、救国的热情写文章，一切问题都从救国的立场去考虑。如他写了《释革》、《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爱国歌四章》等文章，大大激发了当时青年们的爱国热情。有的青年读了梁氏的文章，以至拍案而起，准备大干一场，去建设一个少年中国。有的青年读了梁氏的爱国歌，振作了精神，准备为祖国的崛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阶段：从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１８年，他的爱国思想以宪政救国为主。

１９０３年，梁氏到北美游历，他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制度较之封建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他同时看到美国社会中许多腐败和黑暗的东西，从而片面地认为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要比美国的民主共和（共和立宪）流弊少，更切合中国的国情。加上康有为对他在第二阶段倾向革命的表现给予激烈的反对和严厉的斥责，使他又与革命派疏远起来。从此，革命与破坏也不讲了。他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又大力宣传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但他宣传的重点则在立宪上，认为有了宪政，人民有权根据宪法办事，去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在这个阶段中，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１１年，他主张君主立宪；后期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８年，他赞成共和立宪。在这后一时期，他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全力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为此，他拒绝了袁世凯高价贿赂，与蔡锷发起护国战争，从军往广西，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龙济光反袁，并不惜与康有为老师决裂，最后取得胜利。他认为：“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不管什么人，“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①

梁氏的宪政思想很早就有，只是到１９０４年以后，才在他的爱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宪政是为民争权，这既是反对君主进行专制的武器，也是反对总统搞独裁的武器。

第四阶段：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９年，他的爱国思想是以教育救国为主。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达到救国的目的。

１９１９年梁氏在欧洲游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正在召开。梁氏了解和会的运作情况，并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我山东的权益而努力作舆论鼓吹。可是，这次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有强权而没有公理。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和会竟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不是交回给中国。梁氏将此消息电告国内，从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对这一伟大的以反帝为主的爱国运动是支持和同情的。

此后他离开政坛，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开始埋头搞教育，搞学术研究。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讲演。１９２３年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自任院长。又发表有关文化教育、为学与做人等方面的大量文章以及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专著，以期通过教育青年一代，培养出救国救民的新人才。

综观梁氏的爱国思想，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挽救民族危机，是他爱国的出发点。

面对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的严重状况，他要起来救亡图存。正是从这里出发，他向日本和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办报纸、写文章、搞宣传，为的是号召大众起来，共同救亡。他认为只要能“结我团结，振我精神”，中国是可以得救的，前途是光明远大的。

第二，开民智、兴民权、办学校、育人才，是他爱国、救国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他一开始就认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只有开民智，才能兴民权。而没有适当的人才去办事，救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②因此，他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他办报纸、搞宣传是为了开民智；主张实行宪政，是为了兴民权；而办学校、当导师、到处讲演，是为了育人才。认为这是救亡图存、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他看到了文化教育对立国的重要性。这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一切事情，都和爱国、救国联系起来，是他考虑问题的指导思想。

他谈政治，就分析中国积弱的原因和争取独立富强的办法。他研究国家思想的变迁，研究各国宪政的异同，研究政治学说的变化，研究国民品格的优劣等，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的政治应该怎样搞？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他谈经济，研究经济学说的沿革，研究财政上治标和治本的办法，研究金融政策等，也是想指导中国经济得到顺利的发展并日益富强起来。

他研究哲学，强调发挥心力──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是想反对宿命论和悲观消极的态度，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救国的斗争。他研究历史，是想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从祖国的文明史中培养青年人的爱国精神。他还将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人物的一项准则。如他认为袁世凯的第一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国家观念，缺乏爱国思想，只懂得“扩其私权，营其私利”，“眩耀虚荣，鱼肉良善”，③所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为恶劣的人物。而对孙中山则评价很高，认为“民国的酝酿、成立、变动，没有几次和孙文无关”，因此，孙中山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他亲自前往吊唁。当听说孙在临终时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时，他甚感慨地说：“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④

可见，梁启超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那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感情，是十分可敬可佩的，也永远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

【注释】

①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８７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载《合集》文集之一。第１０页。

③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载《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１２页。

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８日《申报》，见《年谱》第１０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