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以为，这一辈子再无出路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世人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为贫困所苦，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聪明才智，因为连发现它、测试它、实现它的机会都没有。

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当中，在无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碍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遭遇，本属平常而又平常。我本应接受这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屈服，何况我自觉比那些伪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后来开放，使中国在政治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无论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怎样拼搏也是无用的。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允许我再做片刻的迟疑，但是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但是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学这一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土地上，我开始了为时过晚的耕耘。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很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投稿《人民文学》杂志，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北京文学》。也是一位女编辑，诗人张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且在１９７８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只有一间房子，晚上为了不影响母亲、女儿的休息，我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就这样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他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您可以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母亲哭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从不歧视卖冰棍、卖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认为凭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比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或剥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办公室里的工作，晚上还要给工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之不足，母亲正是因为年迈，才从小学教师的位子上退休下来，但是为了帮我支撑这个家，不得不替奶厂卖牛奶，替冷饮厂卖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丧母，倍受后母的虐待。结婚不久，又被我父亲遗弃，一个人拉扯着我，吃糠咽菜，千辛万苦才把我抚养大，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本应侍奉母亲安度晚年，且不说享什么清福。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能力，使她在将近七十岁的高龄，还要在风吹、日晒、雨打之下辛苦地劳作。

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又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