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塑像在校园文化中的教育意义

兰州外国语高级中学张辅良

学校是学生成长的主要场所，也是对他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也离不开学生成长环境的影响。教育家卢梭一再强调“教育者的任务主要是为受教育者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指出了环境在受教育者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良好的教育环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比教师的苦口婆心更具有影响力。为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每个学校都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力图使校园文化成为学生的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教育力量。

校园文化是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具有教育功能的部分，它是学校一门潜在课程，它能使学生在良好而浓郁的环境中，通过目濡耳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具有催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教育力量，促使学生在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推动下，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受到激励，健康成长。我们知道，学校及其培养人的活动，是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强大影响。就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它社会文化一样，一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它的校园文化。多年来，我校在校园文化教育方面不断尝试，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门径，走出一条较成功之路，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为了使我们这所富有办学特色的学校在新时代更具有独特的教育魅力，学校领导认真调查，研究学校文化的特点，以及作为一所外国语学校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不足，斥巨资率先在校园里树起了十三尊名人铜像，这些铜像包含了古今中外在政治、文化、科技、道德方面卓有贡献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人格魅力，献身精神，卓越贡献，深邃思想，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对学生的成长教育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在这掩映在鲜花松柏下的十三尊铜像中，最醒目的是孔子的铜像。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成为贯穿中国两千年文明的思想中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他的出现成为一道界线，在这条界线的前面，人只是‘活着’，过了这条界线，人方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如果以这条界线作为阴阳界，一边是迷茫，一边是清明，孔子为中国及其附近地区的人们点亮了一盏明灯。难怪1988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还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在他的影响下，千百年来，无数被这一文化激励过的，熏陶过的，教化过的炎黄子孙，从小以天下为己任，“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了这种文化的哺育，才产生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才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才产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才产生了无数勤学苦读，严以律己，志存高远的莘莘学子，才出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

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始祖，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校园里他又成为一名全职的教育者，每当课余时间，学生簇拥在他的铜像周围，仰视他慈祥而深邃的目光，一种追远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师生中出现了研究孔子的众多研究性学习小组，大家从孔子的生平，求知精神，道德要求，教育思想入手，举办学习讲座，交流研究心得，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通过研究师生都得到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感受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同时，认识到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后来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当前德育的根本任务。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教育的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晚辈长辈、学生对老师；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最后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在教学方法方面，孔子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经过研究性学习我们发现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格拉底才出生。所以孔子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启发式教学”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一点对广大师生的启发是巨大的，它将进一步影响课堂教学的改革，在新课改标准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孔子思想中“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念、“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政治信仰等思想精华，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学校为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创设全面育人的环境，在校园矗立孔子等塑像，校园文化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必将变成一种理念和行动，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教育力量，师生在这样的校园里工作学习，就是使广大师生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濡染着大师的人格和智慧，感受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贯穿到我们的言谈举止中，落实到我们的为人处世中，融化到我们的血液中，成为个性化的东西。校园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融合，而在这三者中，精神文化至关重要，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它离不开“育人”这一宗旨，它表现的是广大师生在校内校外体现出来的做人做事的态度，通俗地说就是“制度要师生如何做”变成了“师生自己想如何做”，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将对我校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