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其实是作诗的好题材。考试本身当然比较枯燥，没有什么诗意，但科举给命运带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则使人心潮涌动，情绪满怀，不禁挥毫赋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登科者洋溢的喜悦。科举是出好诗的，可惜现代的文学史家很少从这个角度着眼。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最后一卷辑录了不少吟咏科举的唐诗，细读中能体会当时科举的具体情形，堪作诗史。“诗”作为“史”的好处是不仅能纪事，还能保存当事人生动鲜活的情感。古人的情感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珍贵的史料，一种真切的史证。

科举确实有戏剧性甚至传奇性，充满奇迹，使人生骤然间根本改变，宛如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语颇传其神。方干的诗写道：“半日功夫举世名。”“半日”与“举世”的对比使这种戏剧性非常强烈。薛逢诗曰：“正怜日暖云飘路，何处宴风满衣。”失意的徘徊迷茫与得志的精神抖擞就在瞬间切换。这些诗句渲染功名、饮宴之类的虚荣浮华当然不太好，但所折射出的人生变迁的强度却真实可感。这种变迁充满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激动人心，给社会生活注入了相当的活力。或许这正是科举制度长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语林》记载唐宣宗“爱羡进士”，见朝臣就问是不是科举出身，听见说是就高兴，会追问当时考的什么诗，考官是谁，并“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连皇帝都“爱羡进士”，自己想当进士，说明科举实在是人生的一种高峰体验。

科举不是简单的人生变迁，它还是一种社会流动。草根阶层能通过科举上升为政治精英，后来殿试常用的咨语“多士来自田间”并非虚言。岑参有送人擢第后回乡拜亲的诗：“橘怀三个去，桂折一枝将”;“江村人事少，时作捕鱼郎。”这个擢第者大约就是个农家子。钱起也有送人及第还家的诗：“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这说的也是耕织之家。刘驾《送人及第东归》中有句：“归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园。香醪四邻熟，霜橘千株繁。肯忆长安夜，论诗风雪寒。”荒村与都城、务农与论诗、乡邻与宫殿可以相通达，科举制度带来的政治局面是惊人的。这种社会流动不仅使朝廷能在辽阔的视野下真正选出贤才，能使底层社会的知识与体验进入高层政治，同时也使大多数人都觉得有出路、有希望，心情平顺，不会有被抛弃感。这应当说是很有现代性的政治因素了。有史家论及“盛唐气象”时曾归因于其时“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在当时当然只能是相对而言，但科举制确实可以看做是对人的一种解放。

唐代科举重寒门有时甚至有点矫枉过正，有“科第之选、宜与寒士”的理论，这使作为世家子弟的杜牧大为不平，他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严辞质问：“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这也说明科举在唐代是大有益于寒门仕进的。科举同时也促使世家子弟埋头向学，因为考试的竞争激烈而又严酷。刘禹锡的一首送考诗写道：“谁怜相门子，不语望秋山。生长绮纨内，辛勤笔砚间。”他的另一首诗也赞美备考的世家子弟：“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似乎可以不夸张地说，科举考试创造出了一个各阶层都不能自外的“学习型社会”。

还是刘禹锡一首送人“赴制举”的诗说得到位：“古来才杰士，所嗟遭时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科举制解决了古来才杰之士不得伸张的政治难题，使社会生活为之一新。唐代科考应该说是比较公平的，大家好像也都服气。岑参贺人考中的古诗写道：“君不见三峰直上五千仞，见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辞健笔皆若飞。”读来觉得这是由衷之言。即使落第者也并不埋怨社会，并不迁怒于朝廷，虽然内心难免惆怅、悲伤。温庭筠的七律诗句“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写的就是这种心态。崔涂的《喜友人及第》对自己的落第更显得达观，只是责备自己才学不够，丝毫不怨天尤人：“只应才自薄，岂是命难通。”总的来看科考失败者的心理是平衡的，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常有的被压抑的悲愤。此时的国家即使万方多难也仍然元气充沛。“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这是白居易的《早送举人入试》，让我们看到其时的政治与人生都是生机勃勃的。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