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和运用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表述，始于1955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小学语文科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儿童语言，——提高儿童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指出：“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是初级中学汉语教学的重要任务”。1963年小学、中学的语文教学大纲都一致表述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从1963年到2000年，制订或修改的12次教学大纲都沿用了这一表述。虽然2000年小学、初中的教学大纲和2001年新课标将其中的“语言文字”改为“语文”，但通观全文，其“语文”指的也就是“语言文字”。

语文课程的“语文”就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表述是对语文本质的揭示，是我国的语文课程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追溯其源头，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前辈语文教育家们的探索与努力。经历了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这一观点终于在语文教育界形成共识。它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富于权威性与经典性。它强大的生命力，当然源于它本身的真理性，但毕竟生成于人们对它不断深入的解读之中。

只有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它才能在语文教改的实践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

本文试图在前人的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概念作进一步的推敲，以更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

一、 关于“理解和运用”

从上文的引述中可知，“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是由“理解语言（汉语）和运用语言（汉语）”综合而来的，似乎“理解”和“运用”是两个并列的任务，各自具有不同的对象，理解语言（汉语）对应于阅读教学，运用语言（汉语）对应于写作教学。实际上，“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中的“理解”和“运用”是两个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概念，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运用”不能离开“理解”这个基础，“理解”只有在“运用”中才能真正形成。特别是“理解”不能笼统地指向语言（汉语），应当明确化为理解如何运用语言文字。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解读为：正确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除了语文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正确理解所学的教科书的语言文字的任务。如果不突出“运用”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突出语文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若将“理解”跟“运用”割裂开来，将其对应于阅读教学，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仅仅指向于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思。过去，我们曾将语文课上成过政治课，现在又出现了“泛语文”、“非语文”的倾向，这种片面的解读似乎难脱干系。而另一方面，若将“运用”跟“理解”割裂开来，将其对应于写作教学，也是十分片面的，难道我们在运用语言文字时，能够脱离对语言文字意义的理解吗？“理解”和“运用”是个整体，就其对象而言，“理解”也适用于写作教学，“运用”更是阅读教学的重中之重。

“理解”，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理解文本、作者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引导学生理解“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是阅读教学的基本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途径。离开了运用，理解就可能浅表化，甚至误入歧途。

举例来说，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开头，“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如果我们把任务确定在理解其内容上，它无非就是告诉我们鲁迅先生参加刘和珍君的追悼会的时间：1926年3月25日。但如果把任务确定在理解如何运用语言文字上，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它为什么这样写。一般情况下，记叙同年发生的事情并不需要标明年份或只说“今年”即可。但在这里，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写作：“上月二十五日”或“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呢？循此，我们不但能够引导学生学习鲁迅先生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技巧，而且还能让学生真切地体验到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抓住了“运用”，也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

语文教学的奥秘，几乎全在“运用”二字。明乎此，语文课程中的阅读才能和其他课程中的阅读真正区别开来，语文教学才能真正走在语文的路上，从而真正达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目的。而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既是一个运用的技术、技能、技巧问题，也和运用者的立场、观念、思想、情感等密不可分，它们是一张纸的两面。纯工具论只看到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纯人文论则又只看到后者，而不理会前者，均非语文教学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