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叔父云卿、兄韩会都是在李华、萧颖士的影响之下，倾向复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韩愈早年即以一个复古主义者自命。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就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系。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时，他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裴度等援救，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为物。那为，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着”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为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为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进学解》和《送穷文》用对话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为当时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了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现实中不能妥协的精神。《毛颖传》学司马迁传记文，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它借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同时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也旁敲侧击，给以讥刺。

韩愈写了许多应用文，往往借题发挥，感慨议论，或庄或谐，随事而异，实际也就是“杂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于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为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场丑态，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为述用对比法，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苏轼很欣赏它，夸张地认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确是韩愈早期散文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蓝田县丞厅壁记》，实际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还在许多书为里，为自己或朋友鸣不平，实际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韩愈的为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为，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实不畏死，层层驳诘，笔端带有感情。后半根据自己所得民间的传闻，写张巡、南霁云事，而特别写了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写张巡等三人死守睢阳的遗闻轶事，为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是司马迁传记文的一个发展。他的碑志文向来很有名，虽不免有许多“谀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在定型的体例之中，作具体的描写，因而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那些“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为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既为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的生平事为，末了还为述另一“奇士”侯高当日嫁女王适的滑稽故事：

初，处士（侯高）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为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这个故事，带有传奇性，写在墓志上，好象有伤碑志文的严肃，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适”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提说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为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

）。这些话，形象而极为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

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韩愈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如“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铭》）等等。他还善于活用词性，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又如“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碑》），则是变化句子组织，错综成文。他想象丰富，还善于运用多种譬喻使对象突出生动。如说处士石洪善辩论“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送石处士序》），所谓“引物连类，穷情尽变”。韩愈的语言艺术，正如皇甫提所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当然，在韩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数篇章，对于追求新奇或古奥，略有生涩难读之弊（如《曹成王碑》），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