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对其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阐释也是见仁见智，但许多论者大都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解释格里高尔的变形，强调外在生存环境的恶劣，把他描绘成一个牺牲品。从而因过分关注外在的客观因素而对其主体意识关注不够。其实格里高尔的变形除了外界压力之外，还有其主体选择和行动的主动住在里面。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为了抗拒异，追求自由，持守J之为人的主体性、个人性，格里高尔选择了逃离时代的方式。

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是为了逃离难以忍受的异化处境。“啊。天哪，”他想“我挑了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上午我回旅店领取订货单时，这些老爷们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也来这一手，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被解雇对我来说也许更好，谁知道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股脑儿都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坐到那张斜面桌上并居高临下同职员说话，而且由于重听大家还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从《变形记》开篇这段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得知他对自己旅行推销员的差事极不满意，不仅饱尝了四处奔波的旅途劳顿之苦，而且觉得公司对他缺乏起码的关照。老板更是盛气凌人，他习惯于坐在办公桌上居高临下地对雇员发号施令，俨然暴君一般。从格里高尔对老板的埋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老板怀有反抗情绪，想象过如何把自己的想法面对面地对老家伙讲，气得他从高高的办公桌上摔下来然后自己奔向自由。可现实生活中的格里高尔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反 抗愿望，因为父亲欠了老板的债，他必须在公司工作，慢慢抵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某些被意识精心潜藏的动机，最终会导致某种看似偶然的事故。格里高尔心中被压抑的反抗欲望终于导致了身体的变形，他的变形是在睡梦中完成的(作者并没有给我们具体讲述格里高尔是如何变形的，只告诉我们“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人的潜意识显现，在梦中，白天被压抑着的潜意识解放出来。格里高尔平时被压抑着的想反抗上司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这就是将身体变形。变形使他部分地达到了反抗的目的，他不用再去干那讨厌的差事，也不用煞费苦心，在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父母承担的责任之间进行两难的选择了。

格里高尔变形后公司秘书主任的表演，则从侧面凸显了格里高尔强烈的反抗愿望。秘书主任来到格里高尔家里，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他工作不努力“近来您的成绩很不令人满意，虽然现在不是做生意的旺季，这一点我们也承认，但是一个季节一点生意也不做是根本不可能的，萨姆沙先生，这是不允许的。”这 一切更加坚定了格里高尔脱离不人道的公司的决心和反抗毫无同情心的公司代理人的愿望，但小人物的委曲求全使他极力克制住心头的反感，不过他那变了形的、令人怵目的怪模样帮他满足了想反抗、想让上司受辱的秘密心愿。 在秘书主任的愤然指责下，格里高尔打开门，违心地想去讨好他，没想到秘书主任一看到他的新形象，两人扮演的角色立即对调了。秘书主任原本是来威吓他的，结果反倒吓得连连后退；格里高尔呢，在此之前一直是个可怜的、受剥削遭歧视的底层雇员，这时却使上司连礼帽和手杖都顾不得拿，丢盔卸甲地逃走了。格里高尔在元意中满足了反抗的欲望，而且这次欲望的满足还带有滑稽可笑的色彩，应该说更有意义。格里高尔在实现潜意识中对秘书主任的报复时，一心想的是讨好他，不料秘书主任被他的恐怖形象吓得一言未发，就仓惶逃走，格里高尔一边追赶他，一边还恳求他千万别动肝火，回到公司后多替自己美言，而胆战心惊的秘书主任一边疾步逃走，一边发出恐怖的叫喊声。格里高尔的意图表述与行为效果大相径庭，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同时，也体验到他报复上司后的痛快淋漓。

《变形记》也以主人公努力但无效的挣扎表现了作者宿命抗争的思想。宿命的抗争表现为明明知道结局是悲哀的，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奔赴这个结局。为了逃离社会对他的异化，格里高尔采取了变形的方式。但人——宇宙间最为高级的生灵，对这个异化无处不在的社会尚无能为力，更何况一只毫无防御能力的甲虫? 变了形的格里高尔最终孤独地死掉了，但他的最终死去并不代表着其人性的丧失，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恢复了人的本性，从肉体到意识都摆脱了异化特征，才不可能生活于异化了的社会群体中。在以“人”形出现的“非人”群体中，他找不到真正具有人之本质的人的生存环境，只能死掉。他的死是他自己的选择，借助死亡，他割断了自己与异化社会的最后一丝联系，保持了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特征。

卡夫卡的《变形记》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人即使拼命挣扎，到头来也只是徒劳。但卡夫卡这里的宿命意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极认命，被动等待，他的宿命中蕴含着积极抗争的内质。确切地讲，他对人生结局的认识是悲观的、绝望的、宿命的，而把全部意义赋予了人生的过程，他强调的是过程价值。在他看来，人虽然不幸降临到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上，但只要坚定不移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奋斗和挣扎中体现出来了。人要在无情的宿命面前鼓起自己是命运的主人的勇气，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尽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荒诞命运，可他不消沉不沮丧，以永远前进的豪迈，不复停歇地推石上山，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是对诸神的蔑视，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在加缪看来，神的惩罚既带来了痛苦，同时也造就了西绪弗斯的人生意义，因此，加缪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认为西绪弗斯是幸福的。”那么，如此说来，卡夫卡和他笔下的格里高尔同样也应该是幸福的。

卡夫卡这种宿命抗争的思想是时代赋予的。卡夫卡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一种浓重的世纪末氛围氤氲其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形成了区别于低等动物的思想、宗教、法律、习俗等等，并且，随着机械文明的昂首阔步，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人性本自然，在文明不发达的童年时代，人类与自然和谐一体，度过了黄金时代。文明不过是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而不得不违背自己自然本性的创造。自然人创造了文明，并在生活中接受文明习俗规定的存在方式，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抛弃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特性。这种对自然本性的抛弃和对非自然本性的异己因素的接受，意味着痛苦。可是，人为了追求更舒适、更高级的生活，又必须忍受这种痛苦。于是，人们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享受着文明的果实，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倾诉着对自然本性的向往与眷恋。

人类虽然对文明有种种不满，但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不满还没有超过所能承受的极限。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迅速冲垮了人们承受的临界点。机械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自由，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机器生产对人的异化，先进武器对生灵的涂炭，信仰失落造成的精神荒原，经济危机造成的大批失也……不由不使人产生一种绝望感、荒诞感。卡夫卡生逢其时，从呱呱坠地起，就笼罩在荒诞、绝望的世纪末氛围里，深感人类就像陷入围栏中的豹，充满了孤独、恐惧与绝望。但作为宇宙间最高的生灵，人类又不甘泯灭，生存的本能促使他不断地进行绝望的抗争,即使遍体鳞伤，也要策划新的反动。作家是人类精神困难的承担者，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卡夫卡以其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引导我们去直面灵魂的废墟，并在废墟中播撒意义的火种。因此，虽然卡夫卡清醒地意识到人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的徒劳，可他并不因此而放弃努力，放弃斗争。他悲观，但不厌世；他绝望，但不放弃；他外表瘦弱、怯懦,内里却倔强、坚强；他笔下的格里高尔虽身陷绝境，仍在孜孜求证着人生，向死而生是卡夫卡的主人公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格里高尔即使变成了甲虫，也要拾掇起人性的碎片，这种竭力维护人之本性的弱者的挣扎，谈不上可歌可泣，却是主人公拼上性命的一跃。

卡夫卡的宿命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大胆直视。直面现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并不是简单的悲观、宿命，而是一种深邃的人生体认，是通过自身对苦难的承受来增强人们对现实生活承受能力。生活并不因为文学作品中对它的美好期冀而收起它阴险、残酷的一面，文学作品固然要表现理想，展示崇高，要提升人的精神，鼓舞人的斗志，但一味地展示善良、美好只能说明对生活理解的肤浅。生活是风和日丽五彩缤纷的，也是腥风血雨、触目惊心的，而后者往往又是人们难以料及、一旦碰到又不知所措的。“一分辛劳，一分收获”是人们的乐观信条，而且很多情形下也的确如此，但并不能因此而排除只有努力，没有收获的不幸遭遇。如何去看待这一人生的不幸，是只注重结局而悲观绝望，还是注重过程，从体味人生的苍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震撼和人生的启悟?卡夫卡给了我们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格里高尔虽然最终孤独地死去了，但他抗拒异化、反抗上司的潜在意图已使他的变形不同凡响。

当生活无可挽回地全部破碎,当所有的希望都将落空时，还有什么比坦然地正视这一切更可贵的呢?卡夫卡对生活阴暗面的正视，体现出他不同寻常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给了我们反抗绝望、在绝望中寻觅人生光亮的决绝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