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艺术语言上则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这些菁英人物各具赅博的文化素养，是当时精神领域的尖端；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

其次，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

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南宋大都叙述行都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复次，主体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艺术趣味的不同。

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

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

总结：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