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马说》主旨在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人才遭压抑鸣不平，是人们熟悉的一篇著名杂文。而清代的刘大櫆的《骡说》，谈如何看待人才，也有独到见解，知道的人较少。其实，刘的《骡说》，完全可与韩的《马说》媲美。

《马说》和《骡说》，都短小精悍。其写作特点之一是“开门见山”，不绕弯子，不用套话。《马说》落笔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骡说》落笔是“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直接提出论题要点。

《马说》的生命力在于新。这个“新”，就是讲了“伯乐”与“马”的关系，世人认为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而韩愈认为千里马是客观存在的，但没有伯乐的发现，千里马只好当普通马使用，隐喻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蠢行以及人才被埋没的悲惨结局。这样写就有了新意。刘大櫆的《骡说》也贵于新。这个“新”就体现在他讲出“骡贵马贱”，与一般人看法相左。骡为什么“贵”？因为它不屈服于威势，“行止出于其心”，“坚不可拔”。本来骡不易驯服，从驾驭者来说，骡确实不如马，但作者正利用这一点，把它突出出来，加以发挥，使其人格化。对骡的颂扬，出乎人们所料。马为什么“贱”？它“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从马要用鞭打才驯服，说明它贱，这也有新意。而且，作者把骡、马与人联系起来，就是说，人“轶之而不善，槚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之善者”，也是要在刑罚之下才不做坏事，这种自然的联系，使文章主旨更明确。

附原文：

乘骑才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虽然，今夫轶之而不善，槚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之善者，非人耶？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不屈也久矣。呜呼！此骡之所以贱于马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