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改，小曲好唱口难开。“课改”实验，层层推开。隆重见于礼堂、广场者多，扎实操作于课堂者

少。是领导不重视？那数以万金的电教设备何以堂而皇之“摆设”？是教师不热心？那礼堂、广场怎能座无

虚席？——

其所以然者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叹只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教育依旧不见当

年的教师。今天的教育怎样解开昨天的桎梏，这一张旧船票已经不能登上现代教育的客船。”

教师，光环下步开怪圈。汉文化的故纸堆里，唯圆圈颇为夺目。从阿Q至死不放弃画个圆圈的宿愿，到民族舞蹈语汇“拧倾曲圆”的特征，再到“某名师名家名某某”光环照耀的满足，从物质到精神，从行动到心理，无不渗透圆圈文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修复尊师重教的民风，至九十年代成效喜人。手捧教书俸禄者更是高唱“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颂歌；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给师长们献上了一顶顶“教杠”“打锭子高手”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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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日久，尊师重教的光环罩住了中小学这块圣地，一部分教师则不自觉地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找到了“私塾”里遗老遗少的感觉，步入了拣起传统抗拒现代的怪圈：手里捧着满载民主的社会、人文科学的教本，但对学生动辄得咎；口里不绝于逻辑推理，眼里却无视学生活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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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课堂上我说了算，师道尊严；世纪之交接轨国际，要求洗脑充电，“高手”却强辩“我先前阔过”，是“独木桥”上的过来人，掩饰素质上的“癞疮疤”——

讳疾忌医；素质教育的惊雷要炸开课堂堡垒，要求课堂耕耘者“精耕细作”，讲究职业技能，“教杠”则自诩为“咬得到耗子的好猫”而嗤之以鼻——抱残守缺，维护既得利益；课标取代了大纲，课改汹涌而来，涤荡传统中的污泥浊水，“高手”“教杠”“好猫”埋怨课标脱离实际，笑“城里人叫条凳是长凳”，仇视课改能者——抵触课改，平衡自身的失落，维护师道尊严。从阿Q画圈到现代某些人追圈，时间的流驶似乎给我们更多的是悲哀！

农耕，胚胎了狭隘保守。我国的国情是农业穷国办大教育，中小学教师槛低、量大、质劣；教师劳动与农民劳动的粗放型特点一样，高耗低效、广种薄收，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可避免。近20多年收获的精英，多被留学、外企、大公司、机关吸去，“独木桥”上的“尾巴”，甚至“独木桥”下的人为谋生、跳“农门”进入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甚或昨日摆摊租店者、村上协助治安者、躬耕垄亩者，今日可能被一声召唤坐上教师席，明日还可能转正，后天还可能当上校长主任什么的，全在乎撞上机遇，攀上官员，这样才对付了“普六”“普九”。90年代后期始，更有初中毕业证都拿不到的学生才被吸去读三年制中师或五年制小教专科，结果是师资学历上去了，起点下来了。再说，这些新生代、后新生代，上了教学岗，心系福利保险箱，恨不得立即卸下沉重的经济包袱。可是曾经供养他上学的家庭，将经济重担传到他们身上：父母兄弟、还贷偿赊；然后妻子儿子，接踵而至，双肩负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尤感反差而失落。而业余时间，志趣又在输赢大小不论的麻将、扑克上……

被小农经济浸透了的地域生活和代际参照很低的血缘关系，注定了他们不能产生重塑自我、超越自我的要求，更不能在应有的历史高度上理解课改的紧迫性？虽然，亲近孔方兄没错，崇尚科学也必须，二者仅是层次不同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可惜，在科技支撑经济的社会，它们已经不相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小学教师的如此构成和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难以认同先进文化。

校长，在官场与学校之间濡染。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关系学”“厚黑学”等官场文化。局长上任的优势是关系到位而不是资质、专业业绩怎样，于是外行领导内行就在所难免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也“不幸言中”了。而学校的育人宗旨，决定了学校必须依靠教育科学的内涵才能发展，这是铁的规律，它与我们面临的官场文化却格格不入。校长在这样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能濡染成什么类型的人，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育人宗旨的实现。现在的校长，极端上的一种是拜倒在权钱（人们戏称LM）脚下的活动型，用跑关系来当上校长，用讲勾兑来维持学校现状。至于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学校如何发展，如何与现代教育接轨，都不在议事日程，因为它不关系到自己的“位子”，这样的学校姓“钱”也姓“权”；极端上的另一种是固守节操的专家型，受命于危难之间，坚持用科学的理念塑造师生两支队伍，按管理科学行政治教，这样的学校姓“教”。事实上，较多的在这二者之间，力求玩转“中庸之道”，形成第三类型。社会学意义的价值类型在眼下的学校内呈现出三种：权力中心、物质利益中心和真理中心。与历史上一样，社会处于变革的启蒙时期，权力都会强奸真理，灯笼都被罩上黑纸，这就是社会悲剧发生的历史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专家型校长的办学理念当然不合官场文化之“流”，也不入教师物质利益中心之“俗”，于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加之，我国的校长工作并无法治环境支持，“校长负责制”早已被愈演愈烈的官场文化逼入高原。所以，这些校长就在两种文化的拉锯中，要么沦为活动型而自在，要么固守专家型而苦恼。近来，教育界的一些佼佼者投奔私立学校，教师流动潮又起，盖出于此。

“新衣”，在骗子手中佯动。局长校长跑位子，老师职工想票子。课改就在教务办，俨然“皇帝的新衣”。局里发文，主任发表，老师填表，职员统计，校长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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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做好了。只是，这新衣不是给皇帝穿，而是给了家长穿、学生穿，说到底，是给他们背后的民族穿！在“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口号掩护下，教师占自习、占周末、制题海、争分数的“应试”热情不减。当考试分数高了，升学个数多了，上级则认定其教学质量高了；当教师的光环也随之多了，碗里粥也随之多了以后，则上课节数、考试分数、升学个数与光环、金额的联系也固定了。再是校长的工作就降格为掌好手里的“帽子”（优秀称号、教师职称）和锅里的“勺子”（分钱方案），整个学校似乎就形而上地“摆平”了。殊不知落后的教学观、学生观、质量观、管理观愈演愈烈，无休止的高耗低效，逼迫教师教学手段变形：作弊、孱水潜滋暗长；逼迫学校课堂异化出现：学生厌学弃学群体膨胀；逼迫学校教育功能蜕化：校长、教师眼里只有分数和钞票这对应试教育分娩的孪生兄弟，学生不过是老师制造分数的工具、校长创收的资本。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率甚至在校大学生犯罪率增高，校园里师和生的品德行为都以背常理、背常情、悖身份的极端悲剧展示其结果，给社会、给家庭、给教育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已为世人所叹。

希望，在新旧教师重新洗牌，把学校组合成与素质教育相匹配的高端系统。同国企改革相类似，进入实质性阶段就要解决市场主体的人员配置、工资分配、技术力量等三大资源问题。企业改革，上下一致，直奔市场，三年解困，曙光跃然。而课改之难，与日俱增。一边是课改口号不绝于耳，一边是“死亡信号”长鸣不已，三大资源问题尖锐地摆在学校。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发育日臻完备，国家权力正在向社会权力大幅度转移。随着“官本位”思想淡出社会，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发展，教育应当先开放，再改革。将新旧教师重新洗牌、重新称量，用现代教育高要求来严格完善职业准入制度，逐步换血；用既定的社会保障政策医治“阵痛”，实现如同国企改革那样的软着落。这是拯救基础教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