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绿了原野，路两旁的大树一片翠绿。我常常在这样的绿色中想念我的母亲，想她梦中的那一棵树。在故乡坦荡的鲁西平原上，日见苍老的母亲刚刚卸下一身的重担，在那里平静地生活着。

在我稀疏的有关故乡的回忆中，常常问过母亲和树的影子。母亲说平生有个梦她记得最清晰，那是在我出生前的夜里，因为梦中出现了树。母亲说梦中有一个老人给她送来一棵槐树苗，让她尽快栽上。槐树在故乡是挺直结实的象征。母亲不信鬼神，却认为这棵树苗便是我的前身。为了这棵梦中的树，母亲付出了半生的辛苦，受尽了劳累的折磨。

在我远游求学的那一年，操劳过度的父亲患了心脏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家外全靠母亲张罗。这时有人给我提亲，说不要我家一分钱的彩礼，并且我上大学的费用女方家全出。卧病在床的父亲心里有点活动，因为他也清楚母亲身体弱，地里的活张罗不来。母亲却坚决不同意，说累死难死也要自己供儿子上大学，不用别人操心。从那以后，自春到秋，乡间的土路上每天便可以看见母亲矮小的身影。花生地里长草了，母亲先给父亲准备好吃食，天不亮就到地里拔草，常常是太阳偏西才回家喝点水吃点干粮；玉米需要喷药，母亲用小排车拉着药水桶到地里，喷雾器太大，母亲背不动，使每次灌半桶水，一点一点地喷。放暑假时我回家帮母亲干活，母亲总是说没什么活，让我在家看书，自己说出去串个门，其实是到地里忙活。有一次我偷偷跟着母亲，见母亲从邻居家拉着准备好的药水桶到地里给花生喷药，母亲看到我说，你怎么不在家看书，这么毒的太阳，把你晒坏了。我没有言语，默默地帮母亲拉起排车。到地里后我要背喷雾器，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我从小没沾过农药，骨子又嫩，耐不住药性，是要出事的。看着母亲在烈日下背着沉重的喷雾器走来走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母亲没日没夜地劳累，村里人看不过，好心劝母亲养头猪，说喂猪省心，收入也有保证。母亲为难地说家里别说猪圈，连院墙也没有，在哪里喂呀。有人出主意说可以把猪拴起来。母亲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借钱买了一个猪仔，用绳子拴着猪脖子，白天牵到院子里，晚上便牵到屋里。这在村里是个新闻，因为自古至今没有人用绳拴着喂猪。可是没有人笑话母亲，而是给予更多的同情。母亲不在家时，村里有谁背着草筐经过，就隔着篱笆扔给猪几把青草。母亲给我说起这些，眼里常含满了泪水，说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好心人。就这样，母亲用拴的方往喂大了两头猪，卖了一千多块钱。母亲还清了头猪仔的钱，剩下的全部给了我。

上大学的第二年寒假，我回家过年。母亲从老式的衣柜里摸出一样东西交给我，说以前上高中时娘就答应过你，等考上大学就给你买一块上海手表，去年因为家里钱紧没给你买成，今年地里收入不错，给你买了一块上海手表。上海手表在母亲眼里是身份的象征，因为在外工作的村里人回老家带的就是上海手表。我说我不要，表那么贵。母亲执意塞到我手里说，娘说的话得算数。我默默地接过来，表上带着母亲的余温。快开学的一天，我在家收拾东西，无意间从衣柜里翻出细细的一个纸卷儿，打开一看，是县医院开的献血证明。刹那间我明白了一切，泪水无声地落下来。母亲，您为了一个并不重要的承诺竟如此……

４年的大学终于过去了，我的大学包含了母亲的辛酸和劳累，而母亲连半个“难”字都没向我提起过。大学毕业后，我在京城谋到了一份工作，每月都给母亲寄生活费，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受罪值了，晚年福气不浅。母亲对我能在京城工作很是自豪，常常向人说起。有时她也会向人说起那个梦的事，说起梦中那棵透着青绿的树苗，话语中透着满足。而我只要想起母亲说的梦中的那棵树，再看看我始终没有舍得用的手表，心情久久不能释然。

母亲梦中的那棵树越长越绿、越长越大，是因为这棵树吸收的是母亲的心血，是人间最伟大、最纯朴的爱在浇灌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