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的本义是什么？孔子的学说何以称之为“儒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期准确地把握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都有各自的原型和演变系列，下面将分别讨论。

“需（儒）”的形。西周金文有“需”字，其形体上为雨，下为天（“天”和“大”一样，都是人的正面形）。“需”的字形义为人在雨下，当属会意字。不过，该字形表现的真实文化背景是什么仍不太清楚，这一问题将在后面“需（儒）”的义中详加讨论。甲骨文中未见上为雨下为人形的“需”字。根据徐中舒先生的看法，[1]认为“需”的甲骨文形体即大形（人的正面形）周围有三点或四点状。这里首先存在着辨识的问题。由于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需”的甲骨文，同金文相对照后，两者区别较大，这样，甲骨文中所认定的字形是否真是“需”字？对此，笔者以为尚可存疑。我们认为“需”的字形原型即金文所示的那样上为雨下为人状。即便是像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那样“需”有甲骨文字体，亦为一种简体，且人形周围的三点或四点的原义为雨点义。《说文》所列的篆文“需”，其形体上为雨下为而，篆文下面的“而”为金文下面的“天（人形）”的讹变。由于“需”的本义域的构成有两个义项，[2]一为名词的“儒”义，一为动词等待、需求义，后又发生语音分化，这样便造出“儒”字来（最迟在篆文中已有），分担初文“需”中原有的名词义。“儒”为增形孳乳字，所增加的形符“人”，实际上强化了“需”形下面的人义。

“需（儒）”的声。需，上古音心母侯部。儒，上古音日母侯部。[3]“儒”为“需”的增形孳乳字，并分担了“需”的本义域中的一个义项，然而“需、儒”两者上古音的声母不同，并非同音。其实，“需”这个词的读音在金文中仍保留着两读，既读作心母，又读作日母这一声母的原型泥母。“需”读作泥母，可从“需”的通假用法中得知，如伯公父簠：“用成（盛）米隹稻需（糯）粱。”又《战国策·秦策》：“其健者来使，则王勿听其事；其需（懦）弱者来使，则王必听之。”上引两例中“需”的本字“糯”和“懦”二字皆为泥母字。“需”为何读成两类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不同意先有sn-之类的复辅音，后分化为二，一为s-（心母），一为n-（泥母）的假设，而是认为该现象是原始汉语就出现的语音历时演变的结果，即“需”有两读，先有n-（泥母），后有s-（心母），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声类发音部位的前化。“需（儒）”所在的语音演变类型的演变过程为：原始音泥母经由日母而逐渐演变出心母。[4]“需（儒）”的声母具体演变轨迹可重构为：n（泥母，浊鼻音）> nj（腭化）> （日母，舌面化）>h （清鼻音，为浊鼻音的变体形式）> (清鼻音中鼻音失落，还保留和失落鼻音 同部位的擦音成分，同时又受到清声h的发音方法的同化作用，所以成为清擦舌面音) >S（心母，声类前化）。“需（儒）”的语音由于历时演变产生了两读，又由于“需（儒）”的本义域有二，为了区别起见，泥母字（后为日母字）则写作“儒”，且为名词，心母字则采用原来的写法作“需”，且为动词。

“需（儒）”的义。依照语言意义的发生次序可包括：语言所指的时空中的事件，即自然-文化意义；音义结合的命名理据，即其音为何可以表达其义，也可反过来问其义为何要有其音；有了文字以后的字形义；典籍中实际语义的梳理。“需（儒）”的产生源于原始的雷神崇拜。有关雷神崇拜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诸多甲骨文反映了这一原始文化的问题，笔者已有专著论述。[5]简言之，祭祀雷神的原始方式是燎祭，其直接目的在于求雨。“需（儒）”的形义反映的正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需（儒）”的原型上为雨，下为人形，形义为人（即祭祀者“儒”）求天上降雨。该词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是原始社会中的雷神崇拜。再来看一下“需（儒）”一词的命名理据。“需（儒）”的语音原型为na，后来其中的元音出现了a>o>u这样的元音高化的演变过程。所谓“需（儒）”的命名理据的重构，就是要追问有关雷神崇拜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片段为什么用“na”音来表示？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从“需（儒）”一词的语言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中仍找不到答案。有关“需（儒）”一词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必须置于汉语言谱系之中才能解决。[6]原始“na”音位义中有一个语义类型是“女”。女，上古音泥母鱼部。《说文》：“女，妇人也。”其甲骨文字形为两手于胸前屈膝跪坐的人形。“需（儒）”的语音原型为“na”音，表明“需（儒）”的语义类型源于“女”，即“需（儒）”为“女”的语义派生的结果。“需（儒）”的本义为雷神燎祭集团中的女性祭祀者。本义指女性祭祀者的“需（儒）”的音位义源于“女”，和本义指女巫的“巫”的音位义源于“母”，[7]两者呈现出语义的同步引申现象。下面是“需（儒）”在典籍中的用法。《易·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九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贞吉。”其中的“需”，仍是“求雨”的本义。求雨的祭祀地，在“郊”，在“沙（河边）”或以酒食奉献，故吉；倘若在“泥”，在“血”，由于祭祀地显得不庄重，故不吉。《易·需·象》：“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疏：“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说文》：“需， 也。遇雨不进，上 也。”《说文》以“遇雨不进”解释“需”的形义是不确的，而等待义的“ ”为“需”的假借字“须”的后起字。“需”有“等待”义，实为“求雨”本义的相关用法，即“求雨”的过程为“等待”的过程。“需”有“迟疑”义，则是和“等待”有关的引申义，如《左传·哀公六年》：“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杜注：“需，疑也。”其实，“需”的“需求、需要”以及“等待”诸义，在书面记录时还用假借字“须”来表示。须，上古音同“需”。《说文》：“须，面毛也。”“须”的本义为胡须。“须”表示“等待”义，《诗·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又表示“需要”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其中的“等待”义，后来又写作“ ”。作为名词义的“儒”，其本义就是“需”字形下方的人的祭祀身份的确认。《辞源》在解释“儒”的典籍最早义时，认为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周礼·天官·冢宰》：“儒以道得民。”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疏：“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中的“儒”为“读书人”义。[8]

孔子在世时，其学说不显，亦无“儒家”、“儒学”之称。后人称孔子为儒家鼻祖，称其学说为儒学，当指孔子所从事的职业而言，而不像先秦其他学说命名的那样，或以姓命名，如墨子的“墨家”，或以学说中的核心词命名，如老子的“道家”。《论语》中孔子谈得最多的是“礼”和“仁”的问题。从孔子后期生涯整理古代典籍和从事教育工作来看，孔子研究并传播了中国文化精神，而这一精神的最高形式是礼，同时传授以“礼”为首要内容的六艺。孔子又大力阐扬“仁”（尽管“仁”这一词早已产生），通过“仁”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礼”的社会秩序。孔子的职业精神是强调“礼”，而这一意义上的“儒学”和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雷神崇拜祭祀活动的“儒”的本义则是一脉相承的。“儒”的原型是具体的人对自然的崇拜活动的产物，由此派生出一整套祭礼来，并影响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时代虽然鬼神观念已经淡化，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神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的理想准则而延续，并通过“儒”的实践来传递。以归复传统的“礼”并且深入认识人性中的“仁”而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承前启后者。

[附 注]

[1]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认为“儒”的本义“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

[2]有关本义域的问题，参见拙文：《论本义域》，《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

[3]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同一主谐字的谐声系列中的声母可能分属不同的发音部位。对有关诸字进行详尽考察后，归纳出不同的语音演变类型。

[5]徐山：《雷神崇拜——中国文化源头探索》，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6]“汉语言谱系”之说为笔者提出。汉语言起源于感叹声，稍后又有拟声手段，并由此形成了按声母的不同发音部位分类的喉（牙）音、唇音、舌音、齿音的原始音位义类型，而以后新词的产生，则不外乎是直接产生于感叹声、拟声，或从原始音位义中逐代派生而出。所谓“汉语言谱系”，即根据汉语言原始音义的结合方式和原始音位义类型的确立和演变的规律，对所有汉字进行分类，重构出汉语言诸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内部亲缘关系。

[7]同[5]，第45页。

[8]另外，以汉语言谱系而言，同属心母字的“司”（名词义为官职，动词义为主管、执掌）和“胥”（其假借义用法：名词义为官吏，动词义同“等待”的“须”义），当为“需（儒）”在语音发展至S（心母）时的语义派生的结果。

* 文中有四处国际音标因无法显示而留出空位。

[作者简介]徐山（1955-）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