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识分子能够在心理上摆脱对五四的牵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想。五四是青年节，但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日。五四是一个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节日，是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节日。科学和民主是那时的口号，但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的向往呢？

五四运动的时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访问，他在那年的六月份从北京写给女儿一封信，这封信，我是从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对中国学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

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的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的十四岁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杜威是从民主国家来的学者，他对于中国学生的这个评价，不由得让我们对学生的行为肃然起敬。这些年学术界对五四颇有微词，以为那时的前辈做事不够冷静，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以至于把后来许多激进的事都归在了五四的名下。一个近代的学生运动，能像五四这样有理性，我以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多一些理解。五四，我们现在都把它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来看，那时有些过头的说法，我以为都是不能完全当真的，比如像吴稚辉、钱玄同说的那些话，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多想他们对于国家的感情，多想他们想让国家好的那份急迫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是从旧读书人来的，修齐治平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素质，他们对于国家的情感有时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杜威从那时学生的理性行为上看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他的评价是“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可惜我们让杜威和许多人失望了，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