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或作刘邵、刘卲，字孔才。约生于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卒于魏正始（240—249）年间。《四库总目》卷117杂家类作“卲”，并加以考证道：“别本或作刘劭，或作刘卲。此书末有宋庠跋云‘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案字书，此二训外别无他释，但俱不协孔才之义。《说文》则为卲，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杨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从之。”又李慈铭《桃华圣解盫日记·甲集》六七也持此说。今《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作刘劭，故从之。

刘劭是三国时期魏国学者、文学家，广平郎郸(今屑河北)人。汉建安时为太子舍人、秘书郎。后仕曹魏，历官尚书郎、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曾受诏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作《皇览》一书，又与苟洗、庾嶷等定科令，作《新律》，著《律略论》。景初年间曾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善于品鉴人物，重视发掘人的才能，著《人物志》。刘劭的遣世著作，除《人物志》单行外，残存辑文均收入《全三国文》。

《人物志》共三卷十二篇。卷上有《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四篇；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五篇；卷下有《七缪》、《效难》、《释争》三篇。南北朝时凉儒林祭酒刘昞为之作注。宋人阮逸为刊书并广泛流行。现在通行的刊本有《龙溪精舍丛书》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结印明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任继愈断句本。这部著作不仅包含了刘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反映了汉魏之际的学述思想内容及其变迁，而且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门论述考察才性以选拔人才的理论著作。《四库提要》说：“其书主于辨论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其理弗乖于儒者。”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人物志》“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当以‘九征’，‘八观’审察而任使之’。袁本《郡斋读书志》题解为“以人物性情志气不同，当审察材理，各分等列云。”《人物志》即依照人的才能不同，把人分为‘三材’及‘十二流品”，并集中讨论了人才选拔的标准、原则等理论问题，对于人物评论的由具体到抽象，对开启魏晋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有深刻的影响。郑旻在《重刻人物志跋》中指出：“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踰之矣。”“后世欲辨官论材，恶可以不知也。”可知其对后世人才评价与选拔的影响。

阮逸《人物志序》评价《人物志》的内容和意义道：“述性品之上下，材质之兼偏，研幽析微，一贯于道。若度之长短，取之轻重，无铢发蔽也。”综观《人物志》，其人才品鉴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力图从现实及物质条件出发解释人才的本质问题

刘劭认为：“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九征》）从《人物志》全篇来看，这段话有如下意义：

1．人是禀“元一”即元气以为质的。就具体而言，他认为人是五种不同性质的元一之气“五行”所构成，因此，五行之质即人之质，“五物恒性”，而在气禀的过程中摄取的数量不同，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具体之质。并且，人的各种德行，仁、义、礼、智、信也分别与五行及形体直接相连：“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直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也。”（《九征》）通过五行的流衍，论及了人的精神品质，作为人的精神动力，才能高下，品质优劣的内在根据。

2．质诚于中则形于外。这是由于构成人的本质的五行之气在身体上都是有形的。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而且“五物之实各有所济”，都有各自的功用和表达的质的特征。“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具象。”因而，人的内在本质必然要表现为“仪”、“容”、“声”、“色”、“情”、“貌”等。从“仪”来说，“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从“容”、“动”来看，“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顒顒卬卬。”从“声”来说，“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从“色”来说，“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从“貌”来说，“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材理》）总之，人的内在品质，必然表现为外在特征，这些就是品鉴人物的根据。

3．人“禀阴阳以立性。”（《九征》）“阴阳”是元一之气所具有的两种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根本属性，如“动”与“静”。“性”是指人由于禀阴阳的兼偏而出现的拘抗、宽急、燥静等相与区别的性格特点。“阴阳清和”，则“中睿处明”，能动能静，动静适宜；阴阳失调则性分拘抗；“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体别》）各种具体之性就既有善又有不足。“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位固，失在拘扃；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经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体别》）

4．“质”与“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质性具体统一便构成气质，这就是“材”。由于质的偏兼，性的拘抗，就使气质具有不同类型，使材具有不同的特点。材有全、有兼、有偏、有依似、有间杂。据此，刘劭根据人物的质性高下，把人才分为五等。“圣人”是最高的一种人，但不算是“材”而是“德”的范畴，因为他兼有“众材”，“兼材之人，以德为目”。这种人的各方面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都是和谐统一和完善的、“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这种兼材之德就是中庸之德。在“九征”中有所兼顾的则是“兼材”，是“德”之“具体而微”者。其他则“一至谓之偏材”，是属“小雅之质”；“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九征》）严格地说来是不算人才的。

5.“能出于材”。“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材能》）由于“五物各有所济，”至质相发”，“阴阳相荡，”就使一些人的气质具备了胜任某些工作，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这就是“能”。材、能既紧密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材为源，能为流；材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材，材又须通过能来表达。

总之，刘劭《人物志》力图以古代“元气”、“五行”、“阴阳”等学说来解释人材的某些本质性问题，如人的质、形、性、材、能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从重视人的生理素质对人才形成的重要性和物质地解释人才问题的本质来说，是有积极的理论意义的，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忽略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人的质性外化为材能的中间必然环节“实践”，又使其理论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