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蜀国如何举行祭祀活动，其形式和内容究竟怎样?传世文献缺少记载，难于详考。

值得庆幸的是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推测探讨古蜀宗教祭祀活动有了真实可信的依据，当然，这种推测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应该强调的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推测是极其重要的，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推测探讨才会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在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站立在方座上的高大威严华贵雍容的青铜立人像，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方式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推测应摆放在祭祀场面中一个重要而煊赫的位置上。作为独立而又完整的雕像，可以移动和稳当地摆放，这是一目了然的，尚未弄清的则是其双手究竞所执何物，问题在于众多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像，在祭祀活动中采用的又是什么使用方式呢?这似乎就不那么明确了。

让我们先看众多青铜人头像的造型，它们的颈部无一例外都铸成了V字状的倒三角形，如果立放在地上或土台上，显然无法摆稳，除非将尖锐部分插入士中，或者是倒放。发掘简报中对这种奇特的造型解释为与商代祭祀活动中的“人祭”和“杀牲祭”有关，认为是“人祭”的代用品。但后来发掘整理者又自己否定了这一看法，认为大多数青铜人头像是铸成带有面具的形态，“面具代表着神灵，戴有面具的造像而作为牺牲，从宗教感情上是讲不通的”。“这些颈以下铸成倒尖角形的人头像，在使用时还必须有另外的身躯或衣饰之类的附件配合安装固定后，才能使用”这些配合安装使用的身躯，有可能是木制的，也可能是泥塑的。因无出土实物，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根据观察研究，似有一定的合理性。

现在来看青铜人面像，除了一号坑出土的一件比较轻巧外，二号坑出土的15件都较大。那么，它们的使用方式又如何呢?陈德安先生认为，厚重的面具不宜佩戴也不宜手捧着舞蹈使用，而“面具的孔眼从大小和布局来看，都不宜作为悬挂使用”，也“不适宜穿套在类似图腾桩一类的木桩上”，因此他推测铜面具可能是镶嵌在以木棍为骨架的泥塑身躯上的。在后来出版的著述中，陈德安先生等人对青铜面具的使用方式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根据面具本身特点分析，多数学者主张铜面具原来是镶嵌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或建筑物上使用的可能性较大。从而我们就可推测。这些面具不论是配以其他质料的身躯陈设在庙堂中，还是被镶嵌在宗庙或神庙的建筑物上，其宗教活动中应主要是用于祈祷，而不是用于驱邪逐疫的表演”。①这里他们已经扩大了推测的范围。

综合所述；可知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的使用方式，很有可能是配以木质或泥塑身躯陈设使用的，也有可能是镶嵌在宗教祭祀性质的建筑物上，此外也不能排除直接摆放在祭祀场所的土台或祭坛上使用的可能性。至于祭祀的场所，是在宗庙或神庙内?或是在露天的祭台上?或是在空旷的广场上?还是在高大宽阔的城墙上?或者是在三星堆那样的土堆上?尚需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具有浓郁的神秘意味的面具，无疑是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三星堆高大的青铜立人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小人像、甚至包括人面鸟身像，都被铸成带而具的形象，这决非古代蜀人的随意发挥或游戏之作，很明显贯注了古代蜀人的某种崇拜习俗和信椰观念，赋予了强烈的象征含义。在中国传世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面具的记载。如《周礼•夏官》就记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注疏说其意就是“惊驱疫厉之鬼，如今魁头也”，“时难”就是“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②。在甲骨又和钟鼎文中，有不少：“魌”的象形字，都是明显的八戴面具的造型特征。这说明戴面具进行祭祀活动的习俗是相当久远的，商周时期曾兴盛于黄河流域，并同样盛行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蜀地区。

商周以后；以戴面具为主要特征的傩祭、傩舞和由此发展而成的摊戏，曾继续流行，在有些地区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贵州“撮泰吉”面具，是一种至今留存在贵州西北高寒山区彝族村寨的巫术仪式，其中心内容便是借助代表祖先的面具向神灵祈祷谷物产收，面具共5个，制作大刀阔斧，不事雕饰，表演时效果强烈，观者无不觉得它们有一种攫人心魂的力量，川西北白马藏区的“曹盖”面具则雕凿粗放，极力强调某些具有威胁性的因素，如鼓目、巨口、獠牙等，举行宗教祭舞时，“气氛森严而狂热，面具更平添了一层神圣的宗教色彩，呈现出一种震撼心灵的狰狞之美”③。我们由此而想象，在遥远的古蜀时代，三星堆青铜面具不仅数量众多，组成的是一种宏大壮观的祭祀场面，而且大小不一，造型丰富多样，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和深刻的象征意义。其中除了青铜兽面具给人以狰狞之感，戴面具的青铜立人像、青铜小人像和众多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的则是一种神秘威武肃穆华贵的风采特点。它们在宏大壮观的祭祀活动中，所代表的多种特殊身份和表现出的群体神秘力量，产生的无疑是一种更为强烈的震撼效果。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面具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认为，面具是神灵、精魂寄居之所，或认为面具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三星堆青铜面具也不例外，显示出具有代表神灵的内涵。但这样来理解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内涵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其实铸成戴面具形态的三星堆青铜造像群，还有着更为丰富的象征含义。

面具代表神灵，或借助面具与神灵对话交往；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习俗。曾有学者指出，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就有不少带面具的字符。陈梦家先生说：甲骨文“鬼”字的形符就是一个戴面具的祈祷者，孙开德先生对此也有相似论说④。由这个象形字符，我们可以想象古代巫师带着面具请神附体的情形。“鬼”字被画成巫师戴着面具跪于地上的形象，应是商代先民表现亡灵或灵魂的一种手法。

显而易见，巫师戴上面具，是为了招引祖先亡灵与上神的降临，与之沟通，向祖先亡灵与上神祈祷。进一步说，巫师戴上代表祖先神灵的面具之后，也就获得了超自然的转变，与神灵融为一体，甚至可以代表神灵讲话。所以，巫师一旦戴上面具，就成了鬼神的代言人，使其人间世俗生活中的特殊身份又蒙上了一层神秘光彩，拥有了无穷的神力。虽然卜辞中记录的是殷人习俗，与古蜀有一定的差异，但对我们探讨三星堆铸成戴面具形态的青铜造像群，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那些头戴面具的造型，显然都带有巫的特点，显示了它们作为祭祀者的象征。而这种象征特点，又远非那么单纯简单，不是单纯的面具而是面具与人像或人头像的合铸，而且数量不多规模可观，展现了复杂的多层次的丰富含义。

从第一层象征含义来说，它们代表着古蜀国巫祝的身份，象征着古蜀国的一个群巫集团，应是古蜀国神权的象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应是能够沟通天地传达上帝鬼神旨意之类的人物。如果说青铜立人像象征着主持祭祀活动的最大的巫，那么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象征的就是陪祭的巫了。它们代表的应是古蜀族和古蜀国宗教首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