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