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当时正在海外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密不可分。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发行《民报》，大力宣传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这时已经完全堕落成保皇派。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就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鲁迅对此大为赞赏，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还格外推崇邹容的《革命军》，认为“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的弃医从文，发生在革命派和改良派决裂期间，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为鲁迅早期思想的这一转折提供了时代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以前，鲁迅曾经受过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那么，在这以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替代。鲁迅的弃医从文，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已经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而站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场上来。

从解救中国人生理上的病痛，到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痼疾，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这一发展，是他区别于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主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启蒙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