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刚满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主考官们最心爱的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喜爱历史、诗歌和写作，而主考官们却偏爱拉丁文和数学，而且他们的意愿总是占上风。不仅如此，我乐意别人问我所知道的东西，可他们却总是问我不知道的。我本来愿意显露一下自己的学识，而他们则千方百计地揭露我的无知。这样一来，只能出现一种结果：场场考试，场场失败。

我进入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因为拉丁文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熬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从这些表明我的学识水平的蛛丝马迹中，威尔登博士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这说明，他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是一个不以卷面分数取人的人，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尊敬他。

结果，我当即被编到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里。实际上，我的名字居全校倒数第三。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两位同学没上几天学，就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相继退学了。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我继续待了近一年。正是由于长期在差班里待着，我获得了比那些聪明的学生更多的优势。他们全都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诸如此类的辉煌的学科，我则被看作是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我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这是光荣的事情。几年以后，当我的那些因创作优美的拉丁文诗歌和辛辣的希腊讽刺诗而获奖成名的同学，不得不靠普通的英语来谋生或者开拓事业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自然我倾向让孩子们学习英语。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会强迫他们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语。

我一方面在最低年级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这着实让人觉得自相矛盾。我在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时，却又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就我在学校的名次来看，这次考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因为许多名次在我前面的人都失败了。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好运——在考试中，将要凭记忆绘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将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放进帽子里，然后从中抽出了写有“新西兰”国名的纸条。接着我就大用其功，将这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记得滚瓜烂熟。不料，第二天考试中的第一道题就是：“绘出新西兰地图。”

我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选择完全是由于我收集玩具锡兵的结果。我有近1500个锡兵，组织得像一个步兵师，还下辖一个骑兵旅。我弟弟杰克统领的则是“敌军”。但是我们制定了条约，不许他发展炮兵。这非常重要!

一天，父亲亲自对“部队”进行了正式的视察。所有的“部队”都整装待发。父亲敏锐的目光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花了20分钟的时间来研究“部队”的阵容。最后他问我想不想当个军人。我想统领一支部队一定很光彩，所以我马上回答：“想。”现在，我的话被当真了。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父亲发现了我具有天才军事家的素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具备当律师的聪慧。他自己也只是最近才升到下议院议长和财政大臣的职位，而且一直处在政治的前沿。不管怎样，小锡兵改变了我的生活志向，从那时起，我的希望就是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再后来，就是学军事专业的各项技能。至于别的事情，那只有靠自己去探索、实践和学习了。

作者介绍：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生于牛津附近的布莱尼姆宫。祖父马博罗将军在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父亲拉道尔夫勋爵曾任英国财政大臣。他从小便被送入寄宿学校学习，曾就读于著名的哈罗公学，但生性执拗，学习成绩不佳，只喜欢历史、文学和军事游戏。1893年勉强考入桑德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后，由于志趣相投，毕业成绩名列前茅，获军官资格。战争期间，他还广泛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著作，以弥补自己书本知识的不足。

1899年，丘吉尔退休参政，1900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06年以自由党身份首次入阁担任殖民副大臣，后出任商务大臣、内政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担任海军大臣，战争期间担任过军需大臣。

20世纪30年代，由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欧洲形势日益紧张，丘吉尔坚决反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成为强硬派领袖。他到处发表演说，揭露战争的危险。他的演说滔滔雄辩，警句迭出，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大演说家。193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他临危受命，出任首相，领导英国人民保卫英伦三岛，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与美苏结盟，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丘吉尔的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历史著述和传记文学写作也成就卓著。1946年开始，他便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终于在1953年，“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把他比作“具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颁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