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面把握课文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2.体会作者贯穿全文的悲怆苍凉的情感。

3.培养学生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全面把握课文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体会作者处于矛盾心理下悲怆苍凉的情感。

讲读法

2课时

第一课时：

同学们，在今天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宗教方面的小知识。在我国，道教和佛教是并行的两大宗教。他们之间既有宗教的某些共性，也有各自的不同特色。比如在丧葬礼仪上，道士的逝世称为“羽化”，在他们羽化后，一般有两种葬法，一个是坐缸，就是将遗体封缸后入葬；另一种是棺葬，用棺材盛殓遗体。而佛教徒呢，他们的逝世叫做圆寂，其遗体是要经过火化的，其中有道高僧所遗存的骨殖被称为“舍利子”，一般是要建塔来封存的。

但是在七十余年前，在祖国大西北的佛教胜地——甘肃敦煌，却有一个道士在死后被葬在佛徒使用的塔中。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学习这篇《道士塔》。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53页。作者余秋雨，江苏余姚人。是我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家，散文家。作品有文艺理论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课文，就选自于《文化苦旅》的第一篇。

请同学们齐声朗读课文第一部分的一至三自然段。

作者在一开篇，就向我们交代了他所要描写的对象是莫高窟门外河对岸的塔群，作者是怎样描述这些塔的呢？（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驰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请同学们看这幅图（教师依据王道士塔图手绘覆钵式塔简图）。塔这个词来源于印度。传说当年有弟子问及释迦牟尼身后之事，佛祖将袈裟叠成四方，铺在下面，又将钵盂倒着扣在袈裟上，又把禅杖立于钵盂之上。后来的佛徒弟子就依照这种形状建塔来保存佛祖的真身舍利。这种塔呢，就被称为“覆钵式塔”。后来这种塔随着佛教的传入也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我们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覆钵式的塔已经被我们改造成亭台式或楼阁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形状的塔了。原有的覆钵式的塔到今天只存在于藏传佛教建筑中。作者在莫高窟看到的几座僧人圆寂塔，就是这个样式。今天北京北海的白塔，其型也属于这种覆钵式的塔。

大多数的塔都已经十分破败了，只有一座塔保存的比较完好，自然引起了作者的兴趣。作者移步向前，发现塔上还有碑文。这不读还罢，一读之下，作者竟然是猛然一惊！作者为什么吃了一惊呢？且看下文。啊！原来“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这个王圆箓究竟有何能耐？能让我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散文家余秋雨倒吸一口凉气，吃了一惊呢？是他长的青面獠牙的，而且把照片贴在坟墓上，把凑上前去细看的作者吓着了吗？不是，因为“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罪人竟葬于此塔之内，难怪作者要吃了一惊呢！

“我看过他的照片”，原来作者以前是预览过王圆箓的尊容的，下面就请一位同学为我们大家描述一下作者是怎么描写王道士的。（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老师这里有几张王道士的照片请同学们看一下（教师出示图片）。从照片上看，王道士非常瘦小，长的并不吓人。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他小的时候，因为家乡闹灾荒，不得不随家人远走他乡。曾西行流落于陕西、甘肃等地。后来他入了伍，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当了一名兵勇。退伍之后，他又重新回到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中了。当时的他是很想有一个正式的社会身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抛开当时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不谈，仅就他个人条件来说，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又大字不识身无长物的他也实在是难以找到较好的安身立命的法子。于是他选择了出家当道士。当地一名叫盛道的道长收他做了弟子，给他取了法名：法真。

王圆箓选择出家这条路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王圆箓在出家前就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其次，虽说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糟透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的越痛苦，他们的精神就越需要有一个慰藉来保证他们不至于崩溃。而宗教呢，无疑是他们能找到的最为廉价的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由于信徒众多，所以相对来说，僧侣道士等宗教人士的日子还是好过些的。这样看来，王圆箓选择了这条路还是比较明智的。但是也许是他过惯了那种漂泊江湖自由自在的日子，当了道士的他并没有安下心来做一个念经布道的道士，而是继续西行。有一天，他来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不禁感叹：“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他便留在了这里，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已近半百的他便再未云游过。

王道士把持了莫高窟以后，将绝大部分敦煌文物盗卖给外国人。现在全世界共有敦煌文物五万余件，其中大约四万余件在国外。在我国的考古学界里流传着这么一句令人伤心的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却在国外。”由于研究材料极其有限，我们的专家想要研究我们的祖宗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毫无疑问，王道士这种卑劣的汉奸行径是令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感到愤恨的！但是，我们能把这种责任完全让他一个人来承担吗？（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

从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中国文物流失的序幕开始，咱们国家的文物就经受了帝国主义强盗一次更甚一次的劫掠。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园内四五十处殿堂文物进行了空前洗劫，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所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自此悉失，圆明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包括《永乐大典》，被掠到海外。

接着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纵兵三日，紫禁城、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全部被劫。自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后来便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代价，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敦煌藏经洞珍贵写本5大包。1907年3月，斯坦因以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此后，斯坦因又第二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后来的法国人伯希和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约6000余卷，10大木箱。1923年秋，美国人华尔纳还将莫高窟12幅精美壁画剥去，同时抢走一尊最为优美的唐代彩塑。

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能够把敦煌文物流失的罪错全加在王道士身上吗？（不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多年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导致封建没落的清王朝在洋枪洋炮面前只能被动挨打，只能坐视列强抢走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只能看着自己的伤口流血，却无计可施！

我们再来看课文的第二部分。请一位同学为我们大家朗读一下这一部分的前两自然段。文章的开头说：“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王道士能够住持莫高窟千佛洞原因是这样的。首先，王道士是千佛洞自西夏年间封洞以来唯一一个认认真真清扫石窟内积沙的人。光是16号洞窟他就掏了近两年的沙子。而且，自打他入住石窟之后，他一直是四处奔波，到处化缘，积攒钱财来清理积沙和修筑他自己的道观。没人管的地方，谁负责就是谁的。第二，当时的敦煌寺院只有两座且都是藏传佛教所属的喇嘛庙。喇嘛们对千佛洞里的所留存的显宗佛教典籍等根本就没太大兴趣。第三，在咱们国家，佛教、道教、儒教三家难分彼此的情况十分多见。就拿咱们学校边上的大佛寺来说，它里面供奉的护法伽蓝神，不是别人，正是被儒家奉为武圣人的关羽关云长。再看大佛寺正堂廊檐上的彩绘，有八件法器，正是道教八仙所使用的。而且，当时的老百姓也基本都是佛道通信，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汉人也经常是拜完了老天爷再求观音菩萨保佑。所以说王道士能够堂而皇之的以道士的身份来管理佛教圣地，在某些方面来看，还是顺理成章的。

当时的西方的艺术家们正在开创艺术新的时代。而在中国，我们的王道士此时此刻正在对连外国艺术家都歆羡的艺术品做什么呢？（我们的王道士此时此刻却在卖力的摧毁以往的辉煌，并且自得的让自己的涂鸦作品取而代之。）下面请同学们齐读一下三四两个自然段。大家注意在读的过程中体会作者在臆想王道士毁坏石窟壁画和塑像情景时所使用的语气。时什么语气？大家读出来了吗？（用褒义的词来形容愚蠢错误的行为是什么手法？嘲讽。对王道士无知的所作所为既感到愤怒却又无法发泄。作者在这里用了几个词“认真”“憨厚”“达观”。再看第四段，“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更是对王道士所作所为的绝妙讽刺。）

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分的第五自然段，作者面对着王道士所遗存的怪模怪样的几座天师灵官，心中充满了巨大的苦痛。但是，作为后人的他，却又无计可施。那种想为却又无可作为的心理在他内心中不断的冲突升级，作者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后自己阅读中细心体会。

第二课时：

上节课我们说到“憨厚”“达观”的王道士仅是小部分地破坏了敦煌石窟，来做他的新道观的奠基之处。这节课，我们来看一看王道士是怎样一步步走上出卖国宝这条路的。

我们先来看文章的第三部分。大家注意，这里1900年5月26日指的是农历的五月二十六日，也即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换算成阳历，则是1900年6月22日。

而且藏经洞的发现经过也不是像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王道士当初有了一定的资产以后，就寻觅了一个叫杨果的贫困文士来负责庙里的文案事物。杨果在今天16号洞窟的甬道里设案，平时抄抄经文、登记入帐什么的。农历的五月二十六日凌晨，杨某在16号洞窟甬道内的北墙上磕烟袋锅的时候，发现身后的墙壁所发出的声响似乎表明里面是空的。于是他马上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起身凿开墙壁，果然在里面发现密室，里面堆满了经卷、写本、画幡、等宝物。

王道士发现了密室藏宝之后，怀着一种邀功请赏和希望能引起官员重视的心态，徒步行走五十里，来到了敦煌县衙，只可惜当时的这位县太爷不学无术，在他眼里，王道士拿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宝贝，只是一些发黄的纸片子而已。兴冲冲而来王道士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无功而返。又过了两年多，1902年，敦煌来了一个新的县太爷——汪宗翰。这位知县老爷是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有研究。而且又是湖北人。王道士于是又再次来到县衙述说此事，请知县拿主意。汪知县当时立刻带人亲自去莫高窟查看，并带走了几卷经卷。可惜这位汪知县只是空留了两句话：一.藏经洞的东西不要让外人拿走。二.再送些好的到衙门来。满怀希望的王道士再次失望了。可他没有就此甘心，不久之后，他又从藏经洞里挑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单枪匹马，风餐露宿，冒着狼吃土匪抢的危险，行程八百多里，来到了酒泉，这时的王道士已经五十二岁了。在酒泉，他找到了道台廷栋。廷栋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仔细的查看了那两箱经卷。但是他既没有从文物的角度来鉴定这些无价之宝，又没有提出什么保护措施。而是从书法的角度入手，他看完那些经卷以后，认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字好看，大骂一通，就此了事。也就是这个廷栋，他第一个把王道士带来的经卷送给了一个比利时税务官，后来这个比利时人去新疆时又把经卷回送给了新疆的中国官员。几年后，在新疆探险的斯坦因在这个中国官员家里看到了这些经卷，识货的冒险家很快赶到了敦煌，从此正式揭开了藏经洞国宝大流失的序幕。

其实，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的整整七年间，也不是没有官员重视这件事。比如课文里提到的兰州学台叶昌炽知道此事后不仅建议藩台仔细保管，还立即面见当时的陕甘总督请他出资将国宝运到省城。可是这位总督当时正因为兰州修关帝庙钱花多了发愁呢！于是就以缺少运费为由将此事搁置下来，只是下令关闭藏经洞。可是这些事情王道士又怎么能知道呢？

到了1907年五月，苦苦等了七年消息的王道士等来的却是风尘仆仆赶来斯坦因，斯坦因三次拜访王道士而不得见，第一次是因为有庙会，斯坦因觉得不方便；第二次正赶上王道士出门化缘，于是斯坦因就把帐篷扎在那里了；直到五月底第三次来时方才见到。自己送去却得不到重视，而别人眼巴巴赶来用钱来买的巨大反差，不知带给盼了清政府七年消息的王道士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王道士当时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把文物卖给斯坦因。这也是斯坦因几次求见王道士而不得见的原因之一。王道士不敢卖，既有官府已经有过封闭藏经洞的原因，又有害怕报应的想法。这时，正因为自己不通汉语而且长的又和当地人不一样而发愁的斯坦因的师爷——蒋孝琬出面了。

蒋孝琬是湖南人，可以算得上王道士的半个老乡。久经官场事故的他，一下就看出了王道士的疑虑和难处。他知道王道士担心什么，也知道王道士大字不识一个，更别说分得清道教和佛教的区别了，更知道王道士正极缺钱用来建造他的道观，。所以他给斯坦因出了一个主意：说自己崇拜唐僧。这一招果然很灵，王道士无知地觉得斯坦因西行冒险和唐僧西天取经的确有相似之处。加上斯坦因金钱的作用，蒋师爷的那招更是灵上加灵。只不过当时的王道士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他当时盗卖给斯坦因的文物都是他自己进洞取出来的，而斯坦因只能在洞外守侯。这一次斯坦因共掠走24箱写本和4箱包扎好的丝绸画卷，而代价只不过是75个银圆。

人一旦走上下坡路，就会越滑越快。等到一年后法国人伯希和来的时候，王道士不仅仅积极配合，而且还让伯希和自己进洞慢慢挑选。精通汉学的伯希和一次就用五百两白银的价钱挑走了藏经洞最为精华的经卷写本十大车，记六千余卷。

1909年．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为了能更好更多地得到敦煌经卷，特意从他掠走的经卷里挑出一些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学者们看，以买好他们。直到此时，北京的学者和大员们才知道敦煌出了无价之宝。当我们的学者们知道敦煌还有部分遗存经卷时，他们力劝朝廷下令命令陕甘总督立刻封存藏经洞，并严禁外国人购买。同时，学部又拨银3000两命令新疆巡抚派人将经卷全部运到京城。然而当时负责押运的官员很不负责，不仅没有装完，而且连个箱子也没准备，而是用草席裹了裹便上路了。而且，已经尝到过甜头的王道士也是早有准备。他在官府来人之前就把比较珍贵的经卷画本给藏了起来。

按理说，事情至此，也该算有了个结局。然而事实却是敦煌的经卷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磨难。当北京电令陕甘总督密封藏经洞又拨款运经的时候，敦煌出了无价之宝已经是人人尽知。从敦煌到京城行程八九千里，沿途所过州县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多如牛毛的大小官员个个雁过拔毛。文物这种东西，在真正的文化人心里是无价之宝，然而在无知贪婪的人眼里，只不过是还没兑换的黄金。一路之上所丢失的经卷至今还是个谜。不过最厉害的还要数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某，他等经卷押送至京城之后，并没有移交学部，而是先拉到自己家，伙同其岳父李某先将里面值钱的经卷挑出来据为己有。而后又怕查出数目不够来不好交代，又把经卷一份撕做两份，两份撕做四份来充数。最后勉强凑了八千多件交了上去。

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华的时候，王道士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斯坦因给他的那一大笔钱把经卷全卖了。以至于经卷后来经历这么大磨难。

其间在1910年1911年，王道士又先后将敦煌经卷出售给二次来华的斯坦因和俄国人鄂登堡等人。等到经卷出售完毕以后，王道士又纵容美国的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劫走塑像数尊。

至此，王道士盗卖国宝的罪行才算停止。

听完了整个国宝流失的经过，我们还会觉得王道士是整个事件的唯一责任人吗？请同学们思考一下，王道士在整个事件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王道士只不过是整个事件的直接经手人，国宝是他盗卖出国门的，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从他等待官府整整七年却无人问津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真正的元凶巨恶。在那个中华民族饱受蹂躏的年代里，不要说把国宝盗卖给外国强盗，就是连国土和国宝一起送人又有什么稀奇？）

同学们，如果说王道士是因为无知和愚昧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通过科举上台有经邦济世之才的官员们在整个事件中都起了什么作用。请同学们朗读一下第三部分的三、四、五自然段并结合老师前面讲的，思考一下。（从王道士第一次面见的县令到后来押送国宝回京的巡抚何某，他们对国宝的漠视程度令人吃惊，无论是嗤之以鼻的廷栋，还是后来负责押送的巡抚，他们要么不把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当回事，要么就从中趁机大捞特捞。失职、渎职司空见惯。他们的不作为时纵容国宝流失，一旦插上一手就大肆的糟蹋起来。在对祖宗遗留物的态度上他们连外国强盗都不如！如果说王道士时那个时代的白痴儿的话，那么这些官员们就是祖先的不肖子孙！）

在来看那些劫掠我们祖先宝物的强盗，同学们看这一部分的第十一至十三自然段。作者在这里把他们称为学者。请同学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你觉得他们是学者吗？（是。毕竟他们保存了大量的敦煌宝物，如果不是他们，那些经卷早已被毁了。而且他们是抱着研究的目的来的；不是。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但强盗的行径就是强盗，无论他们带来了什么后果，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再来体验一下作者的心境。在第一部分里，作者的心在随着祖国的伤口流血；第二部分，作者面对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发出了乞求般的呐喊：“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作者又不知道究竟自己能让王道士等什么；在这一部分里，作者阻拦强盗们的运输队伍，但是却不敢想象把宝物留在国内的结果会是什么，于是作者只能怒吼：“我好恨！”从这三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作者贯穿全文的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他的心境是极其苍凉悲怆的。他想要保护国宝，想要唤醒王道士的无知，想要拦下强盗们的驮队，却最终无能为力，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无法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理解了作者的这种心境，我们理解起这篇课文来就会容易的多。

在高考的语文卷子里，常有这样的社科文出现，如果能够比较准确的抓住作者的思想脉络，那么答起题来就不容易失分了。而要做到这点，只有你去用心去读去理解，当你的心和作者有一种共鸣感的时候，你再依着这种感觉答题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看课文的最后一部分，第四节。敦煌的学者们忍辱负重几十年，终于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改写了那句令人伤心的话：“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却在国外。”可我们的学者们却没有为此而感到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敦煌在中国，只是敦煌这个地方在中国，敦煌所出土的大量国宝还流失海外。虽然它使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全世界人的财富，但是它首先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属于自己的土壤中才能真正的焕发出它的光彩！）

我们的同学都是学艺术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都能够成为出色的艺术家。而艺术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希望同学们能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增添更多更美的奇葩，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能够坚定不移的用艺术家所应具备的良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道士塔

余秋雨

道士

强盗

官员

（手绘王道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