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意在阐释如下观点：“解放以来，语文教改曾有以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浪潮，和以片面强调工具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浪潮，为了深化语文教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年一代的思想、感情、个性、心理等成长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多篇阐述语文学科人文性的文章。面对近年来离开语文讲人文的倾向，我始终惴惴不安，经常与同行们谈起我的忧虑，并于今年7月28日《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一文，指出，如果听任这一倾向发展下去，将使语文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

我至今仍然认为语文属于人文学科，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学科。在中小学，语文和政治、历史、人文地理、音乐、美术等同属于人文学科，它们都直接指向人自身的完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成长、发展。所不同的是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等着力于理性层面，而语文、音乐、美术则主要着力于人的感性层面；后者，更具体的说，音乐主要培养人的乐感，美术主要培养人的色彩感、线条感，而语文则主要是培养人的语感。语文作为人文学科，不能忽视或轻视而要正视、重视它的人文性，这并没有错。尤其是在1997年语文教学大讨论之前的语境中强调“突出人文性”也还是必要的。我现在要补充的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虽有诸多层次的内涵、不同方面的表现（如着眼于语文内容，就包括亲情、理想、环保、爱国等等等等），但其最主要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学生读写听说动机的人性化。

心理学告诉我们，动机是推动人们从事某种行为以实现某种愿望满足某种需要的力量，把人的活动引向一定的具体目标。读写听说作为人的活动，其动机自然也具有推动的导向的机能，是决定读写听说的内容和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以说为例，说什么、怎么说无不和说者说的动机密切相关。在讨论如何解决某一问题时，发言者出于为赢得别人（如领导）的好感的动机和出于为解决问题而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动机，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在现实生活中任谁都不可能为表达而表达，总是由于某种情境的启发诱导，激活了表达主体的动机，从而推动他从事表达活动。变色龙奥楚蔑洛夫颜色之变体现于他的言语之变，而言语之变又源于他的表达动机之变。始则为了显示作为警官的威风，“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狗出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继则出于对席加洛夫将军奴才般的忠诚，论证那条狗不可能咬伤“你”的手指；而后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动机的导演之下极尽变色龙之能事。在语文教学中，说什么、怎么说的教学当然十分重要，但有关说的正确动机的培养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属于典型的人文范畴，和说的能力的培养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不可分割；但两者又并不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出于前一动机，尽管说得生动流畅、严密充分，也不如出于后一动机的结巴、稚拙。语文教学是要把学生由结巴、稚拙提高到生动流畅、严密充分的水平，责无旁贷；但端正学生说的动机，也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语文教学作为人文学科要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目标，听说读写活动正确动机的培养比任何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更重要，因为它是读写听说活动的“种子”，不同的种子会长出不同的植物。白居易有云：心，根也；言，苗也。心为言之根本，立言须先立心。罂粟的种子只能开出罂粟的花，固然好看，但它毕竟是毒品，我们不能只看它是否美丽，而不问它是否有毒，甚至明知它有毒，还去赞赏它的美丽。果真这样，还谈什么“人文素养”？！据知，冰心十分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但从不溺爱。如果孩子说了假话，先要用肥皂水洗嘴巴——洗掉嘴巴上不诚实的东西，还要灌奎宁水——让孩子尝点苦味，从中吸取教训。[1]假话来自欺骗的动机，冰心采取这些严厉的措施，意在消除这种不良的动机。从育人的根本目标看，读写听说的动机确实比读写听说的内容和形式重要得多。人文素养固然也和言说的内容、形式相关，但主要体现于言说的动机，要落实语文教学的人文目标，主要是读写听说动机的人性化，而不应只是在读写听说的内容和形式上做文章。如果说，言说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语文素养的高低，那末，言说的动机就是人文素养的集中表现。语文和人文的统一，实际上就是言说的正确动机和言说的内容、形式的统一。

即使仅仅着眼于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正确的动机也往往能够收到更好更快的效果。为什么要强调修辞（说话、写作）立其诚？因为正确美好的动机使人自信自尊本身，就是感人的力量，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也；而且正确美好的动机还能使说写的思路开阔、畅通，自然拥有丰富的词汇、恰当的句式、严密的逻辑。即使原本拙于言辞者也能在多次真诚的表达中更快地提高表达的水平，原本羞于言辞者变得爱说、能说，说得动人，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出于欺骗的动机，往往会漏洞百出，而且越描越黑；要把谎话圆得滴水不漏，使人真正信服，难之又难。

较之造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学习，正确动机的培养当然更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动机总是和需要相联系的，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因为这一对象能够引起某种愿望和需要。读写听说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性和审美性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天性”。马斯洛的心理学认为，人类有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要，“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未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说：“自我实现也许大致可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自己趋于完美。”[2]另一方面，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相等。语文教学拥有足够丰富的真善美的资源，从而能够充分引发他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形成正确、美好的动机。人的需要可以由一定的对象创造出来，例如在一般情况下，青少年根本不可能有追求毒品的动机，因为他根本无此需要，但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毒品却可能诱发他产生对它的需要，使他上瘾，取得毒品从而成为他生活中进行所有活动的根本动机。我们坚信，人类先进文明的辉煌能够引发儿童和青少年对真善美的强烈、持久的需要，从而内化而为进行读写听说活动正确、良好的即人性化的动机。

弗莱雷说：“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中心问题，现在它更是具有难逃世人关注的性质。关注人性化，马上又使人想起非人性化。非人性化不仅在本体论上是可能的，而且是历史现实。当个人在感受非人性化的程度时，他也许会问人性化是否实际可能。有史以来，在具体、客观的场景中，对于一个作为不完善的存在但却能意识到自身不完善的人而言，人性化和非人性化都有可能出现。”[3]这段话值得我们语文教学工作者深思。因为对分数的畸形需要、片面追求正在大面积地腐蚀学生读写听说活动，吞噬他们正确、美好的动机。以读为例，正如于漪老师所指出的：“阅读淹没在名目繁多的练习之中”，[4]阅读不是为了丰富心灵，而是为了获取分数；不是为了与文本对话，而是为了与考题对号；不是为了提高阅读能力，而是为了提高应试能力。“目前语文教学市场化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读的教育硕士谢建丰在课堂讨论时惊呼，“教学已经蜕变成为一种交易，试图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高的分数，成了这个市场的铁律。”另一位来自某初中的教育硕士感慨系之地说：我已经完全不会读书了，一拿到课文或其它什么文章，就是寻觅其中有无考点，别的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学生阅读唯一的动力就是通过相关的练习、试题在中考、高考中获取分数。由于分数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操纵着我们的读写听说，甚至我们的喜怒哀乐，大家都成了分数的奴隶。而且它还在毒化着领导、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之间的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可怕吗？但愿这是夸张，但愿这不是全部。秦火可以烧掉书籍，但却烧不掉人们对阅读的追求和渴望。如果分数能够成功地泯灭中小学生对阅读的内在兴趣和渴求，使之异化，较之秦火，其祸害孰大孰小？于漪老师说得好：“教书育人，学科教学的目的是‘育人’，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千万不能把‘育人’变形为‘育分’。‘分’毕竟不能代表‘人’的素质，‘人’的水平。”[5]看来，由“育分”向“育人”的转变，学生读写听说学习动机由“求分”向“求知”的转变，任重道远，有待于上下一致的长期不懈的努力。

注释：

[1] 参见《报刊文摘》2004年12月10日 《冰心的“规矩”》。

[2]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3] 保罗·弗莱雷著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译 《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5] 于漪 《期待语文教学的美景》，《语文学习》2004年11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