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它大长了中华儿女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保卫和平的实力！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更像是举起的拳头，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又庄严宣告，早在八十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挺立起来的民族发出的严正声明，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掷地有声的宣言！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这是一支在秘密历程中艰苦跋涉的科技队伍：他们不道索取，只有奉献；他们默默无闻，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有铁脊梁才能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挥舞着核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核武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党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

一九五八年，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她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乳名。

从此，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中物院大门。

早在四十年代就已闻名国外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在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定态度，隐姓埋名十七年，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一生；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为了能回到祖国，在美国求学时从不参加机密工作，回国前一把火烧掉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书稿。这位力学专家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一九五○年初即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此间他还曾作为译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一九五九年奉调到中物院担任技术领导，从此，他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运筹帷幄，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执教。一九六○年中央一声令下，他先是到中物院参加原子弹设计和研究，不久又奉命组建核试验研究基地和队伍；被誉为“娃娃博士”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一九五○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新中国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九五八年最早一批投身原子弹研究的行列。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决定离开北京去青海，参加草原会战。张爱萍将军的动员义气豪迈，改吟唐诗，一句“西出阳关有故人”，全场为之热血沸腾。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情没有一滴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在心头。

在中国奋力攻克原子弹的重要时期，周恩来总理从国情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律出发，亲自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作原则。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

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国外一位华人记者的话概括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中国第一次原子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的中国人眼中，那蘑菇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即将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阶段。

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我最感兴趣的是用战略核武器打现代游击战争。”高瞻远瞩地指明了中国核武器要实现小型、机动的发展目标。他还关切地把时任中物院院长的胡仁宇夫妇请到北戴河疗养。

一九八六年三月，“两弹元勋”邓稼先身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怀着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以超人的意志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动态；分析中国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提出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再加以润笔，报告应送到哪里……当邓稼先颤颤巍巍的手最终在报告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完成了饱含满腔心血的生命绝唱。

正是这一建议，推动了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为确保中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一千余次，而中国只进行了四十五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便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九十年代，江泽民亲临核武器研制基地，对核武器事业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还邀朱光亚、于敏、胡仁宇、钱绍钧、胡思得等科学家在中南海促膝畅谈，商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大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要了。”并反复强调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性，鼓励中物院“发扬两弹精神，再创崭新业绩”。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铁脊梁才能挺立。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曾提到，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腰杆就不会这样硬。

中物院的工作能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立得更加坚强！

“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回忆起当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过程，一位曾亲自参加过那场艰苦卓绝大奋战的老专家激动地说，我们的科研人员，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六十年代，“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砂走石。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这样描写当时试验基地艰苦的条件。“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科技人员常用这些诙谐幽默的语言，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

万名建设大军怀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三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资供应不足。

当时面临的岂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国际形势也日益严峻。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撕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一九六○年撤走所有技术专家，使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调来后，“娃娃博士”邓稼先就带着这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三本书学起。

一九六○年四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正式开始，到年底就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轮廓勾勒出来了。在爆轰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上搞得扎扎实实，即便是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曾放过。当时，中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房间。

计算中，科学家与年轻人平等地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计算结果，查找各种疑点和漏洞。这样的计算、讨论前后进行了九次，历时半年。一九六一年中，请命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一报到就投入了这场讨论，他反复审核计算结果，以深厚的物理功底论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澄清了问题。经过大量细致的计算和深入的物理讨论，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中物院研制原子弹初期广为称道的“九次运算”。

在进行理论设计的同时，爆轰实验也在北京郊区开始进行。长城脚下的十七号工地，原本是工程兵的靶场。这块荒凉的土地见证了中国原子弹最初级、最艰难的爆轰实验。

为给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组，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动手浇铸炸药件。用马粪纸作炸药药模，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随来随浇。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毒性也大。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充满整个帐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才能使炸药部件密度均匀。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炸药部件。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一九六四年十月，在中国西北戈壁滩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有一天突然刮起十一级大风，安装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摇晃了三十个小时，塔顶工作间里有七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恶心呕吐，全场为之心急如焚。铁塔安装技术总队的王师傅舍命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地摸着爬了上去。七个人将他抱成一团，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巍巍铁塔鼎托昆仑惊雷，也成为用钢铁般意志焊接起来的集体力量的象征。

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从一九六○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当时的二机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把研究氢弹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装备实在太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但我们有最大的优势：

中国年轻的科技人员都怀有一颗振兴民族火热的心。他们凭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苦苦探索，着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性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探索的队伍转入中物院理论部，和那里的科技队伍汇合，形成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理论部科研大楼，每天晚上灯火辉煌。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于敏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从未出国留过学，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国产专家一号”。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颠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的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于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朴素诚挚的爱国心，一直是他的精神动力。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昼夜苦读。很快，他进入了“角色”，显示出杰出的才能。

一九六五年十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于敏，中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追求的事业中，闪烁着伟大的民族之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七十二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氢弹试验又取得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正是由于科技人员心中时刻惦念着民族的强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才得以步履矫健。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在夜以继日地为核试验紧张准备的大背景下，有这样一些特写镜头：夜深人静，屋里的电视开着，电灯也亮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却躺在水泥地上甜甜地睡着了，年轻的妈妈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泪挂在了脸上。婚姻是人生大事，而中物院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富强推迟婚期的比比皆是。

二十八岁的窦三平，为了试验三次推迟婚期。婚后三天，新的任务下达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个别同志深夜下班回家，骑在车上人已迷迷糊糊，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一群默默无闻却又为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一九七○年前后，中物院从青海高原迁往四川深山。此地风沙虽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依然存在。

采访中，一位院科技委副主任给记者讲了一段心酸的故事：女儿长到七岁时，他带着第一次回老家。列车开到郑州，一轮通红的落日正从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女儿瞪着眼睛，好奇地问道，“爸爸，你看那是什么？”面对天真的孩子，他无言以对。女儿不是无知，而是因为长年生活在出门就是高山的她从没见过夕阳西下的鲜红余辉。

尽管基地迁到了四川，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中物院人必须在深山与大漠间长期奔波。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风沙大，气温高，水质又极恶劣。

尽管如此，科研人员依然全身心投入每次试验。

五十多岁的陆祥根由于漫长旅途的颠簸和劳累过度，来到试验基地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现场的情况。他挣扎着坐起来，向领导苦苦请战：“我希望在这最后的关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搞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亲自参加这项任务，会感到终身悔恨。请理解一个老兵的心愿……”在中物院，象这样舍己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陆祥根一人。

一九八八年，年仅五十一岁的高级工程师宋大本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八十一天，仍与死神抗争，以超人的毅力拼命工作。深夜，剧烈的病痛让他直不起腰来，但他依然咬着牙，顽强地挺立在计算机前。长长的打印纸迅速滑过，密密麻麻的数据喷涌而出，宋大本拼尽最后的生命，完成了给祖国和人民的答卷。当他拖着已极度虚弱的身子从四川回到北京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在弥留之际，他仍坚持在病床上向领导汇报工作，心里装着的还是千里之外的试验……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太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作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会高兴的。”一位女将军得知他的事迹后，流着热泪痛惜地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倒下去了。”

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祖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个人命运托付给为国家和民族强盛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壮美。这一点，中物院人理解得最为深刻。

为进一步提高核威慑能力，必须解决核武器的小型化问题。这就要求在工程设计、测试技术等各方面取得突破。同时，加工的难度急剧增加，对加工的精度和熟练程度的要求比早期核弹加工要高得多。一批活跃在一线的技术工人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在加工一件关键部件时，五十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全身浮肿，腰膝酸软无力，靠注射点滴支撑。

当他听说车间加工的产品质量不如人意时，再也躺不住了，几次要求出院参战，一次比一次更坚决，领导迫不得已点了头。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到车间门口，拔下针头，老戈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到了日思夜想的机床前，又重新紧张、兴奋起来。汗，一滴滴顺着他的额头、脸颊往下掉。他的身体几次摇摇晃晃，几乎摔倒。医护人员走上前劝阻老戈不能再撑下去了，可老戈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加工上，硬是凭着一颗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事业心，加工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又被送进了医院。

地下核试验要将测试探头深潜至几百米深的水井中，必须解决耐高压和密封问题，这就难上加难。为保证每一根探头完好无损，准确测到试验数据，负责近区测试的同志便守在浇灌水泥的现场。茫茫戈壁，白天如临火炉，夜晚滴水成冰，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探测设备是否安然无恙。

“十八勇士”抢救试验数据的故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至今仍广为传颂。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将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这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现场万分火急，副院长唐惠龙没有考虑个人安危，立刻组织抢险。老同志说，我有经验让我去；年轻人说，我身体好，抗得住。

十八位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及时抢出测试车，获得了宝贵的数据。为了壮国威，扬军威，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危难时刻体现人生的价值。

在中物院，老一辈科学家几十年来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们还言传身教，用“两弹精神”感染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近年，市场经济大潮不断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的人为一己之利拼命钻营。中物院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高薪的吸引，但他们不计私利，仍默默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奋斗着、拼搏着。

不少年轻人说，当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的一大批科学家，不是凭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回来了么？在他们的眼中，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重于一切。今天，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同样可以付出一切。

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陈虹，富裕起来的同学为她在沿海找了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她不为所动，将孩子放在北京老家，十多年来一心扑在计算机王国里，开发出异形计算机联网的先进技术，获得“邓稼先科技奖”。她说得很朴实：同学富起来，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为国防作贡献，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当年研制“两弹”的老科学家一样，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一九九六年，一位年轻的博士也义无反顾地从海外归来。他在美国不仅科研上卓有成就，而且有一位漂亮又能干的华裔女友，女友的父亲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珠宝商。但当国内一位老科学家见到他，谈到国家的需要时，他选择了回国。临别之时，女友泪水涟涟，其父苦苦挽留，并许诺只要他留下来，便将所有财产转到独女和博士的名下。尽管有对甜蜜爱情的不舍，但他心里装的更多的是祖国和人民交给他的千钧重担。面对女友的深情和回国后艰苦的研究条件，博士依然选择了祖国的需要。

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的业绩，创造出了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近二十年来，中物院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二千四百一十六项。他们就这样朴实无华地在岗位上书写着自己的壮美与崇高，实现着一个又一个强国梦。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核武器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诸多部门。创业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只要需要，全国各地都将自己的精英输送给核事业；核工业系统和核试验基地始终和中物院密切配合。除此之外，突破“两弹”时，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交通部、水电部等二十六个部（委）、解放军各军兵种、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九百多个工厂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大力支援、协同，参与了攻关与会战。

为氢弹突破做出杰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多次这样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正是有了这种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中国的核事业才能无往不胜。在生活极端艰苦困难的六十年代初，中央领导对核事业表示深切关心：周总理请客，让中物院到北京开会的科学家代表吃一顿肉；病中的聂荣臻元帅曾为中物院的供应向各大军区募捐；国家粮食部门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从各地调来数万斤黄豆；青海省政府紧急拨给四万只羊……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要完成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甘共苦。

在青海高原上，将军和群众一样住帐篷；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的李觉陪着工作人员插雷管，手里拿着起爆台钥匙，成为试验场操作人员精神上的镇定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为了让中国早日掌握“杀手锏”，常常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时睡在机房的地板上，有时守在工厂的加工机器旁。实验前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和他的同伴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

时光飞逝，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到各个角落。但是，在国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面前，核科技事业的全体工作者依然表现出了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

为给中物院输送充盈的新鲜“血液”，清华大学对每位前往中物院工作的学生给予现金一万元的奖励；为配合中物院的基础理论研究，复旦大学派出了最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

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核工业总公司的核材料厂，在企业面临设备陈旧、职工领不到工资、生产经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计成本，顾全大局地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任务。哪怕核试验用的一根小小的钢缆，也同样凝聚了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和东北几个研究院所、企业科技人员的心血。

八十年代，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了，核试验场上试验用的平洞、竖井的掘进速度也必须加快。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核试验基地的战士们每天早晚披着星光下井、进洞。

许多战士当兵四年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大漠上的工地，他们自称是“拿风枪的兵”。不少战士复员退伍时只有一个心愿：“试验成功后，请给我寄一张照片，我好告诉家人我也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齿轮咬合般的协作，在全国各部委、各军兵种、各省市自治区的配合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力量，中物院依靠集体的智慧，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一九九八年十月，为完成一项极重要的科研试验，来自全国十个单位的科技队伍，奋战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

通向胜利之路是由全国各条战线的科研人员共同的心血和汗水铺就的。

实验场地远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异地，来自中国的一百五十多名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每天清晨，总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试验总指挥忙碌的身影，主持召开例会，安排、协调一天的工作。这里有很多阅历、学识都超过总指挥的老科学家，但只要一声令下，老同志都会竭尽所能做好分配的任务。

在这个集体中，很多人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了试验的成功，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离开过“战场”。

某所科技委主任苏毅连续操劳，累得脸色异常难看，声音嘶哑。他的大哥前些日子病危，几次电话催促他回去，他没走。大哥去世了，他仍是没法走。课题负责人傅淑珍的姐夫去世了，普通工人吴兆龙的父亲也“走”了，悲痛就写在他们脸上，但只要投入工作，他们照样精神焕发、神情专注。

还有好几位来自各个岗位的新婚燕尔的年轻人，尽管蜜月刚刚开始，接到参加试验出征的消息，他们如同战士听到冲锋的号角，立即赶到基地，甘愿以科研的佳音表达对伴侣的深深眷念……“‘两弹一星’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们所有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同志，都有那么一股劲头。那种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心钻研、万众一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是对有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最精辟的概括与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真正站立起来后，才能反思自己的历史。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中物院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贡献着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中国才能够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