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法国19世纪后半期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应征入伍，两年的兵营生活使他认识了战争的残酷，祖国的危难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巴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小职员，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1880年完成了《羊脂球》的创作，轰动了法国文坛。以后离职从事专门的文学创作，并拜福楼拜为师。10年间他写了300多个短篇和6个长篇，其中许多作品流传久远，尤其是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一代短篇小说巨匠。长篇小说有《一生》《漂亮朋友》(《俊友》)等;中短篇小说有《菲菲小姐》《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讽刺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的人们精神的堕落。

他的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短篇小说。他的作品重视结构的布局，行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巧妙真实，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用洗练的笔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了很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张志公)】

莫泊桑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短短的一生当中，他写了6部长篇小说，三百多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写当时法国中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写小市民、小职员、小商人等等，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种种遭遇之中，从他们的言谈行为、心理变化之中，自然地而又深刻地写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黑暗、污浊的阴影：虚伪，贪鄙，欺诈，冷酷，糜烂。有的写到农民、渔夫等等，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赞扬。《我的叔叔于勒》就是属于前一类的作品。

这篇小说写的是法国西北部哈佛尔海港达佛朗司家的一个故事。这一家老兄弟两个，哥哥叫菲利普，是个小职员，弟弟叫于勒，年轻时候是个浪荡子。他把自己所得的遗产花光了，又花了哥哥一些钱，因而被家里的人看不起，甚至看成是全家的“恐怖”。终于，他被送到美洲去碰运气。过了些时候，接到他的信，也听见到过美洲的人说起，知道于勒在那里做生意赚了钱，并且打算发了财就回法国来跟哥哥同住。这时候，哥哥、嫂子把于勒看成了全家的“希望”和“福音”，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他回来。已经长到26岁还找不到人家的于勒的二侄女儿，也由于他发财的消息找到对象，结了婚。菲利普带着新婚的女儿、女婿和全家坐船到附近一个英属小岛──哲尔赛岛去旅行，在船上无意中发现了于勒。从旁打听，知道他在美洲阔了一阵之后重又潦倒落魄下来，沦落成一个穷光蛋，后来被这个船的法国船长带回来，在船上摆摊子靠卖牡蛎过日子，跟讨饭差不多。哥哥、嫂子一见大为惊慌，深怕被这个倒霉的弟弟看见，在新女婿面前出丑，更怕他再回家来吃他们。“希望”破灭了，于勒重又成为他们的“恐怖”。他们急急忙忙躲开了日夜盼望的“福音”，带着幻灭沮丧的心情溜回家去。小说是用菲利普的小儿子自述的口气写成的，所以用“我的叔叔于勒”作题目。

小说一开头先写出了这个达佛朗司家的生活状况。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

我想，任何一个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读了这段描写，都会感到对这种人家很熟悉：有人请吃饭不敢去，恐怕去了以后要回请;等着铺子宣布大减价的时候去买点便宜东西;花几分钱买点零碎也要讨价还价，争论好半天;──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是不是使我们想到那么一些小官僚、小职员之类的人家，他们的收入不多，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总还要想法摆着点所谓“上流人”的一套虚假的空架子。达佛朗司家正是这么一类人家。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虽然只是略带幽默的几句，正像齐白石画虾、画蜻蜓、画蜜蜂似的，淡淡的几笔，稍加点染，就使这些生物栩栩如生，在纸上活动起来了。

在读者已经熟悉了这个家庭之后，作者的笔锋一转，引进了小说的主人公──于勒。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于勒是谁?

小说里的“我”回答了我们。他说：“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是全家惟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我们不禁又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小说写到于勒年轻时候怎样花了家里的钱，成了全家的恐怖，怎样跑到美洲去，怎样写信回来，说他发了财。他写给他哥哥的第二封信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接着，小说又是轻轻几笔，写出了这封信给家里带来的不寻常的变化。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母亲也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

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来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只是这样几个小镜头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菲利普夫妇那些人的内心世界，那里边装着的惟一的生活动力就是“钱”。正是这个隐秘，使他们的眼睛充满了贪婪，使他们的周身，他们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现出一副拜金的可怜相。

于勒到底回来了没有?

这一次，小说没有很快地回答。但是，并不使我们觉得故意在拖延回答，因为顺着菲利普家二小姐结婚的情节，很自然地引出了婚后的哲尔赛岛旅行，菲利普全家很自然地上了船，很自然地要在船上吃点零食，于是菲利普带着女儿、女婿走到那个卖牡蛎的人的跟前。就这样，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故事走向了高潮：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真的这就是于勒吗?我们一定也为这突然的发现感到诧异，急于要知道个究竟。

小说合情合理地顿挫了一下。它没有立刻解开这个谜，而是让这位受了惊的菲利普先生去找船长探问底细。等到从船长的口里证实了这就是于勒，证实了于勒重又潦倒沦落为穷光蛋之后，最紧张的一幕出现了。

“啊!啊!原来如此……如此……”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父亲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

随着菲利普夫妇惶惧紧张心情的急剧增长，我们的视线也越来越深地探入了这两个人物的灵魂深处。是希望，还是幻灭;是福音，还是恐怖;是兄弟，还是路人──这一切，决定于一样东西：钱!

小说没有突兀地在这里打住，而是慢慢地入情入理地来结束这场虚惊，把紧张的气氛逐渐平息下去。

母亲马上回答道：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的女婿起疑心。”

父亲神色很狼狈，低声嘟哝着：

“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暴怒起来，说：

“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

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回答道：“两法郎50生丁。”

我把5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3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在这悠然的余韵之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回味咀嚼的机会，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菲利普夫妇是可鄙的，同时又是可怜的。他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然而已经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腐蚀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的，不是两个个别的人，而是那全套的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篇小说的主题不是多么深奥的，情节不是多么曲折复杂的。用平常的人物，平常的情节，表现一个普通的主题，可是能够表达得深刻，能够给人启发，耐人寻味：这正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独到之处。莫泊桑写人物，不在外貌的描绘上下功夫，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这内心世界的揭发，又决不靠作者的申说，而是用人物的言语动作，让他们自己去自然地表露。当于勒据说赚了大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决不会有出息的”。莫泊桑也并不忽视人物的外貌，然而，这外貌的描写，同样不依靠作者的叙述，也是用人物的语言动作，让他们更生动地去显示自己的神情。还拿这位菲利普太太来说吧。她出门的时候是安详地用手挽着丈夫的胳膊，接到小叔来信的时候是那么热情地赞扬，发现小叔穷愁潦倒的时候，开头居然能比丈夫更镇静，敏捷果断，指挥若定，随即就暴怒起来以至破口大骂。作者一方面生动地描绘出这个人物的神情，另一方面又留下了宽绰的余地让我们自己去描摹，并不用他的过细的线条和色彩去束缚我们的想像。对于他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莫泊桑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所喜爱，有所憎恶的。这些，他也不用自己的申述来表白。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挖苦菲利普，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贬斥菲利普太太，也没有用任何特殊的颜色给他们抹上花脸，或者让他们变成畸形，只是疏疏落落的几处写他们看来仿佛好笑的言谈举止，可是菲利普夫妇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已经出现了一副既可鄙又可怜的形象。小说里的故事，是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的，看不见多少倒叙、插叙，或者别的什么斧凿的痕迹，然而，情节的进展随处在我们的思想里引出问题，使我们急于要追问究竟。对于我们的追问，作者是不慌不忙的，从容自若的。他尽管慢条斯理地说下去，丝毫没有故意要制造个什么气氛的样子，可是我们却总是平静不下来，心里老是起伏不平：“啊，原来是这样!”“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逼着我们非得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不可。

读小说，我们常常谈论小说的表现手法。莫泊桑的手法，可以说是一种不用手法的手法，是寓新颖于平淡自然之中的手法。他的人物，在语言动作之中有内心世界的表露;他的情节，在平铺直叙之中有波澜起伏;他的描写，在平实朴素之中有锋芒;他的幽默，在轻浅素淡之中有辛辣。这些，也许就是这篇小说在写法上值得玩味体会，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巨匠的名篇──读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卢昆)】

在世界文坛上，擅长写短篇小说者比比皆是，但真正称得起“巨匠”的，却寥若晨星。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便是灼灼耀目的一颗。他在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约300篇中、短篇小说，虽不能说篇篇精萃，字字珠玑，但若着眼整体，委实花团锦簇，异彩纷呈。其中的名篇佳作，令人心驰神往，虽掩卷仍久久激荡于胸臆之中。发表于1883年的《我的叔叔于勒》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它虽难与蜚声文坛的《羊脂球》媲美，但足以体现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特色和功力。

当我们刚刚开始读这篇作品时，它那平凡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并无“一鸣惊人”之效，反有“平庸无奇”之感。然而，随着人物的活动和情节的展开，读者从平凡中看出了神奇，从质朴里窥见了光华，心不由己地跟随着作家去嘲讽，去鄙夷，去同情，去怜悯。直至小说戛然而止，读者仍在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仍在品咂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不由人不思忖：小说的这种魅力到底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对这篇作品作一番细致的揣摩和推敲，便可发现其中的奥秘。

一篇小说的灵魂在于立意。立意的正谬、深浅，往往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优劣。《我的叔叔于勒》意在揭露在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无疑是准确而犀利的。不过，熟悉19世纪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立意并不新鲜，不少名家大师都曾为之呕心沥血，并结出累累硕果。巴尔扎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惟一力量”(《幻灭》)，“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吗”(《高利贷者》)，“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高老头》)……巴尔扎克在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对此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可见，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并非仅以立意的新颖和深刻见长，而是另有取胜之道。众所周知，巴尔扎克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们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构思了曲折的故事情节;而莫泊桑却善于从浩瀚的海洋中撷取欢跳的浪花，以小见大，从局部看整体，通过生活琐事来反映社会的本质。《我的叔叔于勒》讲述的就是当时法国的凡人小事。故事发生在滨海城市哈佛尔。小说中“我”的父亲菲利普是个小公务员，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不仅“样样都要节省”，甚至连女儿都嫁不出去。不过，在晦暗的天幕后面，他们似乎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以前被视为“全家的恐怖”的“我”的叔叔于勒，在美洲发了财，“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而且准备回到故乡，和哥哥一家“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于是，“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菲利普一家朝思暮想，眼巴巴地盼望于勒归来，并对“这桩十拿九稳的事”“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的二姐也因这一“福音”订了婚。然而，一次邂逅揭开了一出悲剧：“我”的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遇见了早已归国的于勒，一度阔绰的富商竟成了衣服褴褛的小贩。这对“我”的父母，不啻晴天霹雳。他们从虚幻的幸福峰巅跌入了现实的悲苦深渊。由此，他们对于勒的看法和态度又发生了突变：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又重新变成了“贼”和“流氓”。菲利普夫妇不仅当时不认同胞骨肉，而且返回时改乘船只，“以免再遇见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对比十分鲜明强烈，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语)这篇小说以于勒的遭遇为引线，虚写和略写了过去和未来，把笔墨凝聚在“我”的一家旅游哲尔赛岛在海轮上巧遇于勒这一事件上，其取材与布局疏密有致，虚实相间，详略得体，清晰生动地勾勒出一幅19世纪后半叶法国小市民生活的剪影。

情节的安排对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来说，也是至关紧要的。《我的叔叔于勒》采取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手法铺排故事，看来平铺直叙，实则波澜起伏。在于勒出场前，小说大起大开，着力渲染于勒在菲利普一家心目中的地位：“全家惟一的希望”，他的信是“家里的福音书”……一家人望眼欲穿，盼于勒直盼到这样的境界：“简直好像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可是，时隔12载之后，穷困潦倒的于勒出现了，“全家惟一的希望”像美丽的肥皂泡那样霎时破灭。自此，情节大落大合，场景的气氛，人物的情感，顿时一落千丈，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然而，这里的大落大合，又非简单突兀的直落和骤合，而是起伏跌宕，给人以回味咀嚼的余地。当菲利普一家久盼于勒而渺无音讯时，作家笔锋一转，暂时抛开了情节发展的主线，而去写菲利普一家外出旅游，使情节的发展舒缓下来。接着，在渡船上又加了一段小插曲，绝妙地描绘和嘲讽了菲利普想模仿漂亮太太吃牡蛎的庸俗心理和菲利普太太既怕丢脸、又怕花钱的尴尬处境，使读者哑然失笑，心情更加轻松。这以后，故事奇峰突起，菲利普发现那个卖牡蛎的小贩很“像于勒”，并惊恐地告诉妻子，从而把情节推向高潮，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作家并没有立刻去揭开谜底，而是让心惊肉跳的菲利普去找船长探听，使情节的发展又暂时松缓了一下。直至船长证实那个小贩确是于勒，情节似乎最终跌落闭合了，不料，作家又妙笔生花，交代了菲利普一家改乘船只、躲避于勒的行踪，把人们引入了沉思和回味之中。而对一个普通的情节，莫泊桑能处理得这般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曲折跌宕却无斧凿之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活跃在情节中的人物，这篇小说的刻画更是特色鲜明。小说人物寥寥，却分别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手法，有明有暗，有虚有实，有详有略，写出了层次，突出了重点，从而有效地节省了笔墨，有力地表现了主题。

小说题为《我的叔叔于勒》，于勒却是作为暗线，虚写和略写的。他身世浮沉，际遇坎坷，年轻时浪荡，中年时得意，老年时沦落，本有许多可写之处，但作家却把这些都置于幕后。轻描淡写，简言略说。他的出现只是在海轮上卖牡蛎那短短的一瞬，通篇只有要价和道谢的两句话：“两法郎50生丁。”“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对于他的外貌，也只有“衣服褴褛”，“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等一般性的描写。

小说中的“我”，作为叙事的主体贯穿全篇。其他人物的态度和行动，都是从“我”的眼里看到的;对其他人物的感受和评述，也都是从“我”的角度道出的。在“我”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褒贬、爱憎、喜怒和哀乐。然而，对“我”的描写也没有用多少笔墨。

至于菲利普的两个女儿、女婿等人物，小说更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对他们的外貌、心理和语言几乎未作任何交代。他们只是起着陪衬、烘托和丰富情节、活跃场面的作用。

那么，小说主要塑造了哪些人物呢?读后看得很清楚，是菲利普夫妇。作家为什么把笔触集中到他们身上?因为这篇小说就是要通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骤变表现主题思想。莫泊桑写人物，特别注重把握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他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去支配人物的言语行动，又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去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在《小说》一文中阐述说：“……要寻求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环境里使得这个人必定完成的行动和举止。作家在整个作品中使他的人物都按照这种方式，以致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其内在的本性、思想、意态或犹疑的反映。”在菲利普夫妇身上，莫泊桑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主张和风格。

菲利普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他虚荣、势利、自私、贪婪，处处在模仿上层人物，时时想爬到上流社会。这就决定了他待人、接物、处世的基本态度：一切以金钱为转移。于是，面对亲弟弟于勒“挥霍家产──经商发财──衰败穷困”的三度起落浮沉，菲利普采取了“惧怕憎恨──奉为福星──深恶痛绝”的三种不同态度。小说绘声、绘色、绘形，细腻地描述了菲利普的言谈、神态和举止，从而生动地体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开始，小说突出了菲利普“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使他急切盼望于勒归来的心情跃然纸上。后来，当于勒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小说又着重描绘了菲利普的神态：“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神色很狼狈”，从而刻画出菲利普急剧变化的复杂心理。

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菲利普太太克拉丽丝。小说除了表现她和丈夫一样的小市民阶层的共性外，还通过她的言行神态着意描绘她精细、刻薄、泼辣的个性。比如，当菲利普准备请大家吃牡蛎时，她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她说得何等冠冕堂皇：既爱惜自己，又关心别人;既疼爱孩子，又注意教育。但究其实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既顾全面子，又节省开支。看看这番话，我们似乎听到了她的语气声调，也不难想像出她的表情动作，更可以窥察到她的心理活动。当克拉丽丝十分意外地得知卖牡蛎的小贩竟是于勒时，她曾有过短暂的慌乱，但又很快镇静下来，沉着而冷酷地做了一步步安排：先打发丈夫“去跟船长打听一下”，以进一步证实小贩确是于勒;嘱咐丈夫“多加小心”，防止于勒“又回来吃咱们”;告诫丈夫“别叫他们看出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与丈夫商量好“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避免再遇到于勒。看了小说的这些描述，一个形象鲜明、姿态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

《我的叔叔于勒》虽然篇幅短小，但在艺术上却颇多成就，仅从上述几方面已不难理解这篇小说为什么会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也不难窥见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风格和特色。当我们细细品咂这篇佳作，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理解，学到短篇小说写作的知识，获得艺术享受的时候，便会懂得为什么莫泊桑的这篇小说会博得我国读者的青睐，并成为中学语文的保留篇目。

──选自《外国古典名作赏析(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我的叔叔于勒》分析(节选)(臧玉书)】

莫泊桑出身于法国没落的贵族家庭，是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很早就开始阅读文学作品。1870年卢昂中学毕业后，即入大学读法律系。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他应征入伍，直到战争结束后退役。1873年他开始在法国海军部任职，1878年转入教育部工作。在此期间，莫泊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深入体验生活，精细地观察事物，接触和了解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虚心听取前辈作家的指导。从1875年到1885年，这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在这短短的10年中，他创作了近300篇短篇和中篇小说，还写下了6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占据主要成份。莫泊桑长期患有头痛和神经衰弱症，1889年发展到神经失常的地步。1893年用手枪自杀而死。

《羊脂球》共收集了6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描写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的爱国热情，揭露资产阶级的怯懦无耻;有的真实地再现了法国中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苦难命运、拼命的挣扎与不屈的斗争;有的则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伪善、贪婪、狡诈、精神的堕落、道德的败坏、生活的糜烂等等。在作品中，作者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所爱憎，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对中下层人民，怀有一定程度的赞扬与同情。

莫泊桑的小说，以丰富多彩的题材，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简洁明快的语言，幽默机智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

《我的叔叔于勒》最早发表于1883年8月7法国的《高卢人日报》上。作者通过菲利普夫妇对其弟弟于勒态度的前后变化，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篇小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第一次提到“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这一部分是故事的开端。作者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接着，用非常经济的笔墨，抓住几件琐细的小事，通过细节描写，渲染了菲利普艰难拮据的家境，初步揭示人物爱慕虚荣的性格特征，并点出了全文的主要矛盾──菲利普一家迫不及待地盼望于勒早日归来。那么，于勒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回来与菲利普一家有着怎样的关系，于勒最后回来了没有，小说也就围绕着这些问题一步步地展开。

第二部分，从“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惟一的希望”到“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这一部分，插叙了于勒的过去和全家急切盼望他归来的原因，作为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铺垫。于勒由于两封信的威力，神奇地改变了他在菲利普夫妇心目中的形象。于勒的第一封来信，说他“赚了钱”，并表示愿意赔偿菲利普过去的损失，此刻，在菲利普夫妇的心目中，于勒一下子从“流氓”“坏蛋”变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第二封来信，于勒更慷慨了，不仅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而且愿意有福同享，“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与哥嫂“一起快活地过日子”，这时，于勒在菲利普心目中的身价更提高了，由“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变成了“福星”“惟一的希望”。当于勒的信产生了实际的妙用，促成他们“老找不着对象”的女儿婚事时，于勒在菲利普夫妇心目中达到了可敬可爱的顶点。这一部分，作者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一步步地扩大于勒在菲利普夫妇心目中的形象，为下文于勒跌入社会“底舱”，再变为“恐怖”，受到“诅咒”埋下伏笔，作好铺垫。

第三部分，从“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到结束。这一部分，是小说的中心部分，包括故事的发展、高潮、结局和尾声。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到“心里异常紧张”。这一层是故事的发展。先写菲利普一家选择哲尔赛岛作为游玩地点的原因，再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插写菲利普故做高雅，主动邀请女儿、女婿去吃牡蛎的笑剧。这是菲利普摆架子的高峰，也是他不幸的开始。这些看来好像与情节发展无关，但是就在读者的轻松微笑之中，不知不觉但又很自然地把故事推向前进。菲利普突然发现卖牡蛎的人竟好像是他的弟弟于勒，朝思暮想了多年的“福星”，一下子可能成了眼前的穷光蛋。对菲利普夫妇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又多么希望它不是事实。于是菲利普夫妇在惊疑之中决定向船长打听底细，弄清卖牡蛎的人到底是谁。故事情节急遽向前发展。

第二层到“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这一层是故事发展的高潮。故事在走向高潮之前，作者故意把紧张气氛舒缓一下，让菲利普与船长周旋一番，然后再证实这个卖牡蛎的人就是于勒。至此，菲利普夫妇一切美好的幻觉全部破灭了，不由爆发了心头的怒火，发出了谩骂与诅咒。情节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高潮。

第三层到“那就是哲尔赛岛了”。这是故事的结局。菲利普夫妇让小儿子出面付钱，自己避开于勒，脱身而去。

第四层，最后一句，这是故事的尾声，好像绕梁余音，耐人寻味。

在故事情节安排上，本文看起来平铺直叙，但却波澜起伏，张弛有节。菲利普这个生活拮据的职员家庭，盼星星，盼月亮，盼望过去的“恐怖”、今天的“福星”于勒降临，盼了12年，始终没盼到。作者暂时丢下这个不写，而写菲利普的二女儿婚后全家外出旅行，看来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大，使情节舒缓下来了，而且在舒缓中又绝妙地插上一个菲利普模仿漂亮太太吃牡蛎的“文雅高贵”的姿态，令人发笑，心情松弛下来，在这轻浅素淡的幽默之中，不知不觉地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菲利普与他朝思暮想的“福星”于勒在海轮上相遇了。在没有确证这个牡蛎贩子就是于勒以前，菲利普夫妇已经惊恐万状，故事情节顿时紧张起来。但作者在此没有立刻解开这个谜，而是跌宕一下，让这个惊魂未定的菲利普去找船长探问底细，又把气氛松弛一下。船长的话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他们如临大敌，到了疯狂的地步。到底有没有认出来呢?由于筹划有方，退却有序，安然脱险，故事慢慢地入情入理地结束了这场虚惊，把气氛平息下来，最后用全家改乘海轮回来结尾，给人以回味咀嚼、沉思默想的机会。把这样普通的事情写得这样错落有致，疏密有间，饶有风趣，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作者在情节构思上，还安排了两个对比。第一、二两部分与第三部分是个对比。在第一、二两部分中，两次提到“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竭力渲染菲利普夫妇盼望于勒归来，真是望眼欲穿，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刻相见，呼之而出。第三部分，当菲利普夫妇在海轮上真的见到穷愁潦倒的于勒时，便如临大敌，视若毒蛇猛兽，躲之惟恐不及，避之惟恐不远。这是一个“福星”与“灾星”的对比。另外，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巧妙地安排了一个插叙，又构成一个“灾星”与“福星”的对比。这样安排情节，让人物言行前后对照，真假美丑，作者不加评述，读者一目了然，从而鲜明、尖锐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作品的中心思想。

小说的主人公于勒，作者是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受害者和失败者来写的。于勒生活在一个小职员家庭之中，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大染缸里，他从小就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恶习，被驱逐到了美洲。从此，他由家庭进入社会，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居然“阔绰过一个时期”，开了一个大店铺，做了一桩很大的买卖。但是好景不长，在竞争场中终于失败了，破了产，到处流浪，有家而不得归，最后被收容在海轮上，靠卖牡蛎为生，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于勒的身世沉浮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从于勒身上，看到了一点时代的眉目。另一方面，作者从于勒身上，还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人的价值标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当于勒花了家里的钱时，便“一文不值”，成了全家的“恐怖”“坏蛋”“流氓”;当他在美洲发了财，并愿意回来与哥嫂同过快活日子时，哥嫂便把他当成“希望”“福音”，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办法的人”，全家念叨着他，盼望着他。当他成了穷光蛋时，哥嫂对他躲之惟恐不及，避之惟恐不远，他又成了“贼”“流氓”，被视若毒蛇猛兽，怕重新回来吃他们。这里，家人对于勒的评价，完全取决于“金钱”!金钱成了资产阶级衡量人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与是非标准。

围绕着于勒这个形象，作者还着力刻画了菲利普夫妇。菲利普夫妇虚伪、自私、贪婪、冷酷，有着一副可怜又可鄙的拜金相。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但他们的灵魂，已被资本主义社会腐蚀透了。于勒变化着的身世，好像一扇窥测他们灵魂的窗子，从中可以一下子洞察到他们的内心奥秘、灵魂深处。作者让于勒三次变化着身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也变化三次，前后迥异，强烈对比，把菲利普夫妇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现出来。

菲利普是一个职员，虽然生活拮据，但还略高于一般的劳动人员。他们虚荣，虚伪，发财心很重，一心想爬上上流社会，一举一动总爱摆出上流社会的“一副架势”。他们的一举一动，总爱效颦上流社会。他们极端自私、贪婪。接到于勒来信后，他们望眼欲穿地盼着于勒这个“福星”早日回来，并且已经用于勒的钱“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打算置一所别墅，而且就买别墅问题已经同人进行了商谈。你看，这笔毫无着落的财产，竟然列入了他们的开支计划!多么可笑!可怜!可鄙!此外，作者还揭露了菲利普夫妇性格中冷酷的一面。当他们发现盼望了12年的“福星”可能是个穷光蛋时，顿时大惊失色，脸色苍白，眼神异样，甚至“哆嗦”起来。接着，由恐惧到激怒，又由激怒到切齿痛恨，兄弟“福星”“希望”又变成了寇仇。多么冷酷无情!至此，读者的视线已窥到他们的灵魂最深处。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装着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钱”。他们的一言一动，喜怒哀乐，恩怨爱憎，完全是围绕着“钱”转动的。作者把菲利普与于勒在海轮上见面的场面，精心安排，着意渲染，写得这样有声有色，是匠心独运的。这个场面，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作者还写了菲利普的两个女儿、女婿，这些次要人物，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又起深化主题的作用。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势力无孔不入，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毛孔里，爱情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爱情也浸透了铜臭!

另外，就是作品中的“我”了。作品中其他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从“我”的眼里看出的。对人物、事件的感受、评论，都是从“我”的角度说出来的。“我”是一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他对于勒深表同情。面对着穷苦潦倒的于勒，他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尽管他母亲骂他“疯了”，他还是给于勒“10个铜子的小费”。在“我”的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感情和希望。作者处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里，看到的是虚伪自私，贪婪狡诈，而这篇作品中的“我”，却富有正义感和怜悯心，这是作者的用心，也是作者没有完全失望的表现。

在人物塑造上，本文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

这种内心世界的描写，作者首先从人物言行的前后对比中来揭示。如在刻画菲利普夫妇时，作者让他们在自我言行的前后尖锐矛盾中揭露其以金钱为轴心而转动的人生哲学。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是：恐怖──希望──恐怖──激怒──仇恨。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因为：于勒当初花了他们的钱──到美洲赚了钱──不仅愿意还他们钱，而且还可以多给他们钱──破产又失去了钱，又可能回来花他们的钱。作者毫无评述之词，而菲利普夫妇一副拜金的嘴脸，已跃然纸上了。

其次，作者通过人物的动作和神态来描摹。当菲利普发现牡蛎贩子很像于勒时，作者着力描画了他的脸色和眼神：“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当船长证实这个牡蛎贩子就是于勒时，菲利普的脸色和眼神是：“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通过这些脸色和眼神的描写，刻画了菲利普急剧变化的复杂的内心活动。

简洁明快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生动逼真而又幽默风趣的细节描写，张弛有节又曲折多变的情节安排，也是本文不可忽视的特色。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王富仁)】

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我曾经读过多次。每一次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悲哀。

我想，假若让我对中学生讲解这篇短篇小说，我将怎样讲呢?

我无法讲。

“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吧!”──我会说。

我认为，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说：“让他们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一次审判吧!”

不是吗?小说选取的不是我们成人的视点，而是一个与我们的学生年龄相仿的少年人的视点。

一个少年在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世界，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成年人看待世界、看待人，是与少年人有所不同的。

小说中的“我”是怎样看待于勒的呢?假若我们读过了全文，《我的叔叔于勒》这个题目就会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感觉。小说中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已经知道了关于于勒的一切，但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目中，于勒还是“我的叔叔”，而不是“我的不走正道的叔叔于勒”，也不是“骗子、流氓于勒”。在这个题目中，我们感到的是亲切、亲近，一点也没有疏远的感觉。在这里，于勒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而被称谓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值得尊重还是不值得尊重的人而被称谓的。“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人”，一个以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呈现在“我”面前的“人”。他过去是不是“花花公子”，是不是“无赖”“流氓”，他是怎样落到这么一个悲惨的境地的，对于“我”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当下这个“人”，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且这个“人”是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三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句，强调了这种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的确实性。我们成年人经常提出一个人“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的语言，而不是小说中“我”的语言，不是童稚心灵世界里的语言。在童稚的心灵里，不存在一个人“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也不存在同情这样一个人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的问题，而只有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同情心的问题。面对落到了这样一种悲惨境地的人，并且这个人就是他的叔叔，“我”是感到由衷的同情的，在他代父亲付给于勒牡蛎钱时，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在这时，他想到的根本不是自己，不是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感到应当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心里就感到不安宁、不舒服。“前因”和“后果”这种离开当下情景的回忆和推论，“值得”还是“不值得”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理性考虑，在这种自然发生、自然流露的同情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地位和作用的。

于勒“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只发生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个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的问题，也有一个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成年人不仅仅生活在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中，更生活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的和金钱的关系中。在情感的世界里，人与人的苦乐是相通的，忧喜是相连的，别人的痛苦也能引起自己的痛苦的感觉，别人的欢乐也能引起自己的欢乐的心情，而在物质的和金钱的世界里，人与人则是各个分离的。它不但区分了富人和穷人，而且区分了这个家庭和那个家庭，这个人和那个人。别人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别人的体面不是自己的体面。每一个人都必须关心自己的利益，并且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趋利避害，权衡轻重，即使付出，也是为了最终的获得。这样，也就有了一个“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勒的任何同情和理解，对于勒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是“不值得”的。首先，于勒现在的悲剧命运，完全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不是“我”的父母剥夺了他的遗产，而是他“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用句我们成人世界里常常说的话，那就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何人对他的这种悲剧性的后果也没有、更不必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其二，在一般的情况下，对于勒这样的人的同情，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要求自己的付出，而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得应有的回报。“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不能不说，“我”的母亲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三，不论是从“我”的父母的眼中，还是从“我”的眼中，都没有看出现在的于勒有任何“悔过自新”的表现。在我们的观念里，假若通过我们的同情和理解，通过我们的感化和教育，一个不好的人变得好了，一个堕落的人不堕落了，对这个人的同情也是“值得”的，但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在于勒身上。所以，从利益的关系出发，于勒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以金钱关系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不能不首先承担起个人的和家庭的经济重担，都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作用。正是这种对金钱的重视，对财富的关心，使我们越来越淡漠了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感情。甚至在我们对人的关心里，也渗透着大量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对金钱和财富的关心。只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不论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还是没有表现出来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我们成年人都不能没有这种对自我利益的关心，我们这种对自我利益的关心都不能不导致我们同情心的淡漠。在这里，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感受和评价小说中“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个人道德的国家，我们常常把道德问题仅仅视为个人修养的问题，因而我们习惯于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嘲笑那些公开表现出了狭隘自私倾向的个人。但莫泊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他是一个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从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思考人的道德发展状况的知识分子。在这篇小说里，他是以“我”的眼光环视周围的人物的，他同情、理解于勒，也不可能不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父母。他不可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嘲笑自己的父母。与此相反，小说中的大量描写都集中在对“我”的父母的理解和同情上。“我”的父母不是不想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一个有道德修养、有高雅趣味的人，甚至他们也不是不爱自己的亲人，他们对自己子女的前途是十分关心的，只不过这种关心也不能不首先落实到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关心上。“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不为穷困宁有此”，贫穷使他们不能不斤斤计较每一个小钱，不能不把自己生活的目标放在经济状况的好转上。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每一个教师，都不能不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的世界里，生活在经济世界的金钱关系中，我们也不能不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作用。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经济处境和在这种经济处境中所形成的生活习俗、思维习惯没有理由采取嘲笑的态度，没有理由把他们身上的弱点仅仅视为他们自己道德上的弱点。

我们与“我”的父母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不在于我们不生活在一个物质的和金钱的世界上，不在于我们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关心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关心“钱”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没有像于勒这样一个能够从根本上颠覆自己家庭的经济基础、使我们不是越来越富裕而是越来越贫穷的亲人，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败家子”的弟弟。而没有这样一个人，是无法挖掘出经济世界里的金钱关系对我们人性的扭曲的，是无法显示出我们成年人心灵的本真状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小说艺术的作用。“于勒”这个人物的设置，是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揭示出我们成年人内心世界的秘密的关键所在，也是莫泊桑的艺术匠心之所在。借助于勒，揭开了覆盖在我们心灵表面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个物质的、金钱的世界里内在心灵发生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了物质和金钱对我们心灵的扭曲和腐蚀。与此同时，“我”这个少年人的视角的选取也是具有关键的意义的。正因为我们和“我”的父母一样，也生活在一个物质的和经济的世界上，也生活在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之中，所以我们很容易仅仅站在“我”的父母的角度看待于勒，看待“我”的父母与于勒的关系。“我”则改变了我们平时感受人、评价人的视角，把我们的视角转移到“我”的视角上来。而“我”还不是一个成年人，还没有我们成年人所不能没有的强烈的经济意识和金钱意识。他对人的感情还是朴素的、自然的，是从人与人的自然联系中产生的，既不像“我”的父母那样仅仅从金钱关系中看待于勒，看待于勒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也不像我们成年人中一些假道学者一样用严酷的道德眼光看待“我”的父母，看待他们在这个物质的、经济的世界上所极难避免的人性的弱点。这样，就把小说的主题完全集中在现实社会的金钱关系对人、对人性的扭曲与破坏上，强化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在这里，也显示着小说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只要我们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作用，只要我们不愿穷下去而愿富起来，外部的世界，其中也包括人，便不能不与我们构成物质的和金钱的关系，而在这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对象的本体，而是它的经济的价值，是它与我们的物质利益的关系，于勒在“我”的父母的眼里，就成了这样一个符号。他们有时把于勒称为一个“行为不正，糟蹋钱”的“坏蛋”“流氓”“无赖”，有时又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当他们认为于勒能够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带来更优裕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于勒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骄傲;当他们感到于勒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而且会成为他们的生活负累的时候，于勒就是他们的灾祸，他们的恐怖。一个真实的于勒在他们面前消失了，作为一个“人”的于勒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自然，“我”父母眼中的于勒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于勒，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想像重新复制出一个真实的于勒来。创作小说，需要想像，阅读小说也需要想像。在小说描写的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想像，是读者能够激活文学艺术作品并且参与艺术作品的再创造的基本形式。而一个作品的读者之所以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再创造，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作品的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他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丰富它，充实它。我认为，这也是这篇小说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小说名篇的原因之一。它短小，它简练，它含蓄，它的外部尺幅很小，而内部的尺幅极大，耐人寻味，余音袅袅，与它的这种处理方式是有极大关系的。那么，于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显而易见，于勒是与“我”的父母截然不同的。“我”的父母是懂得金钱的重要性的人，是把每一个小钱都看得非常重要的人，因而也是精于金钱上的算计的人，而于勒则不像他们那样懂得金钱的重要，因而也不精于金钱上的算计，但在我们成年人生活着的物质的、金钱的世界上，他的不精于算计也就成了他悲剧命运的总根源。“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做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所以于勒并不像“我”的母亲所说的是一个“贼”，也不像老船长所说的是个“老流氓”，只是他不像社会上的一般人那样爱惜金钱，才把自己有限的遗产挥霍罄尽。他的哥哥和嫂嫂为了不受他的经济的拖累，把他“送上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于勒并不像他的哥嫂那样看重金钱，因而也不像他们那样寡于人情。他到了美洲之后，经济上略有好转就写信回来，表示愿意赔偿哥嫂的损失，表达了他对哥嫂的怀念之情。他破产之后，又给哥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虽然简短，但是细心体会，实际上是很感人的。他隐瞒了自己破产的事实，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以为哥嫂仍然关心着他，让他们不要担心他的健康和他的前途。他希望赚了钱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哥嫂“一起快活地过日子”。在此之后，他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但却没有回到哥嫂身边来，因为他不愿成为哥嫂生活的负担。这与“我”的父母处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总之，于勒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但却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经济的世界，金钱的关系，毁灭了像于勒这样一些没有金钱意识的人的生活，把他们推入了人生悲剧的深渊，使他们不但失去了生活的经济的基础，也失去了亲人的爱和社会的关心;经济的世界，金钱的关系，扭曲了像“我”的父母这样一些不能不重视金钱的人的精神，使他们淡漠了对人的爱和同情，使他们变得庸俗、狭隘和自私。

这一切，都通过一个少年“我”的眼光和心灵折射出来。这个“我”既同情于勒的悲剧命运，也同情父母的悲剧处境，但对金钱关系对成人社会人与人情感关系的破坏却有着较之我们成年人更加敏锐的感受。

我们无法嘲笑于勒，也无法嘲笑“我”的父母。小说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人生，反思金钱关系对我们人性的扭曲和破坏，并且在这种反思中把我们的灵魂从现实的物质的、金钱的关系中升华出来，提醒我们不要失去对人的真诚的爱心和同情。

它对像“我”这样的少年人有什么影响作用呢?

它可以让一代代的儿童都不要忘记、更不能轻视自己少年时期的人生观察和人生体验，并把自己对人的自然、朴素、真诚的爱和同情保留到自己的成年，不要被现实的金钱关系所异化，因为只有这样的心灵，才是人类最健全、最美好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