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记述大禹治水故事约2900年前铸有98字长篇铭文的西周（suí）公盨，近日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并对外展出。其上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文辞体例前所未见，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将极大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堪称近年来重大文物考古新发现。

这件公盨，是2002年春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当时盖已失，只存器身，且大半为土锈所掩，显露出的部分铭文文辞古奥，难以释读，甚至给人以无头无尾之感。其内在价值不为人知，正辗转各处，待价而售。

虽然不识其“庐山真面目”，但对于上近百字的青铜铭文，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预感到这其中可能蕴藏着“大文章”。在征得货主同意、未付款的情况下，保利艺术博物馆将带回北京邀请专家予以审鉴。经过清理保护，著名青铜器学者和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马承源、陈佩芬、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先后对其进行了仔细而周祥的鉴定和研究。

专家们认为，这件是西周中期国的某一代国君公所作的青铜礼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认为，这个国即“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国家。据史书记载，遂国世代恪守舜的明德，也因其德行美好，周武王将其长女太姬下嫁给遂国的胡公满，并封之于陈，建立了陈国。

上所铸98字长篇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字数不算很多，但字字珠玑，几无废言。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随后，铭文又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古人云：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说的是发现一篇长篇青铜铭文，就如同发现一篇相当于《尚书》这样重要的古代文献。这件器物的铭文不仅字数长，而且与以往所发现的纪名、纪事类的青铜铭文截然不同，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体例、格式前所未见，别具一格，内容更是极为重要。

公盨铭文中所记述的禹，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千古传唱的历史人物，被尊为夏、商、周三代圣王之首。他还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但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名显赫、至为关键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确实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受争议的课题。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并不承认大禹及夏代的存在。个别外国学者甚至还进而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的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公盨铭中前后6处出现“德”，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这不仅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主张，其实只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通过专家解读，我们还了解到，2900年前我们祖先所讲述的“德”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有德于民”，即为百姓做实事。

此外，公盨铭的文辞与体例与现存的《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它的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书的渊源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