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课后注释“越明年”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江夏教授认为，“越明年”是“经过了第二年”或“到了第三年”。（见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江夏编著《文言文评点译释》）从范仲淹作记的时间看，“越明年”不是庆历五年，而是庆历六年。因此，我非常赞同江夏教授的意见。

范仲淹作记的目的之一是规箴好友滕子京。请看范公《过庭录》中的一段文字：“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仲淹作记的时间是六年九月十五日（见《岳阳楼记》）。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好友，又想规箴滕子京，通常的情况是接到滕子京的书信，立即复信。但按课本注释却不是立即复信。在庆历五年滕子京发函，到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复函，时间拖得这样长，很难看出范仲淹对滕子京有什么友谊，很难看出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的心情。

教学参考书认为，滕子京给范仲淹的发函时间是庆历六年六月。请看教参的一段分析：“宋仁宗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见，触动了朝中保守派的根本利益，被罢夺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现在河南省邓县），第二年六月，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将落成，函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一副《洞庭晚秋图》。《岳阳楼记》就是在这一年九月十五日写的。”滕子京庆历六年六月发涵求书，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信件传递缓慢，三个来月才到范仲淹手中，范仲淹接到信后开始布局谋篇《岳阳楼记》，九月十五日脱稿，得函，这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从作记时间上看，越明年是庆历六年，这个时间正好和岳阳地方志吻合起来，因为据岳阳地方志记载，重修岳阳楼是庆历六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