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7年11月份开始，在《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所进行的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至今整好两年了。这场大讨论，参加人数之众，发表文章之繁，关注媒体之多，影响之巨，均为本世纪历次语文教育讨论所罕见。那么，最终结局如何？给中国语文教育留下的重要东西是什么？争论过后、热闹过后似乎应该有个理智的沉淀、冷静的思考！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我想本着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立”）重于批判（ “破”）的态度，怀斗胆对这场讨论给一个全面回答－－完全是个人的、谁也不代表。世纪末了，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恰好走过了百年历程，我以此深思献给它。

一、偏了语言，应重视文学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文学在语文教育中一直背着骂名。“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是流行于语文教育界的贬义词。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一直“广泛深入人心”。五十年代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似乎是“语言”学派胜利了，八十年代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盛极一时，至今仍然热火朝天－－这有对的和有效的一面，实际也是“语言”学派占据上风。看看我们的教材，基本是以语言学的路数和体系编写；听听我们的课，基本是以语言学的“招数”分析文学作品；翻翻我们试卷，基本是以大学语言学系的标准和方法来编拟试题。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十九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我想躲开“语文”两个字的内涵如何解释的争论（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抑或其他），只想从社会文化的总的心态上，说说人们为什么偏重语言轻视文学。五四后，中国总体的社会文化主潮就是“一切要致用”、“一切要实用”。致什么“用”呢？建国前是民族救亡图存之“用”、军事政治斗争之“用”，建国后，是经济建设、富民强国、阶级政治斗争之“用”。一切能立竿见影用于上述目标的部门、学科才能得到大发展，而远离上述致用目标的部门和学科，则不能得到发展，或抑制其发展，或令其“异变”成纯粹致用的部门、学科。相比而言，语言与文学，那个更有用呢？当然是语言，语言是交际之用，须臾难离，无论参加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人才，还是参加经济建设的人才，语言对他们是最重要的。文学，则是消遣的，高雅的，无论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于经济建设，均无法直接致用。中小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急功近利”的社会“致用”人才，语言用得上，文学离得远，似乎可有可无。而且，文学是致于人的“内在精神”，而语言则是致于人的“外在交际”，当然后者重于前者。所以，教材编选时轻视文学，即使选文学作品，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选那种真正能够陶冶人的精神和性情的以艺术取胜的篇章，而更多的是用“致用化”（尤其致现实政治之用）的眼光筛选过的、剪裁过的文学作品。对这些文学作品也仍然是用“语言学”的招数和方法来讲析，（再加上用“兴无灭资”的话语来阐释其内容）。

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高超的语文教育的艺术，完全是借助于文学的；基本的语文教育艺术，同样是离不开文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与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让孩子用“种”造句，孩子说“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的？

二、偏了白话， 应重视文言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毛泽东也反对。或者干脆说，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学文言一直受到整个社会主潮的阻扼。少学或不学文言，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 因此，尤其建国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或极少，或干脆没有。

为什么反对学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一，文言中有许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资修”的名单中排头号，与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二，文言是僵死的东西，禁锢学生的思想与精神；三，文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

其实，这是十分肤浅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大师，以文言构筑的诗文，那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足以照彻千万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璀璨的精神历程，我们再通过“文言”， 去“循迹走过”，对我们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我们的精神“积淀”、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

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白话绝大部分来源于文言，大部分双音节词是文言的附缀、演绎而来；绝大部分的鲜活的成语，源自文言典故。无母哪有子，无根哪有枝叶繁茂！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大陆的整体的语言表达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实际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反对文言，自有他们那代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生在五四前，他们是在文言的“酱缸”中浸泡过的，他们的每个毛孔中都有文言的滋养；也就是说，他们的文言的根底，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无论怎样反对文言，他们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的文言的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董桥）而我们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六十年代到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一点文言的根底的情况下，如果也跟着鲁迅、郭沫若一代人的余音，再去反对所谓的文言，不是头脑发昏，就是瞎起哄！哄来哄去，“哄”掉的是几代人的文化学养，“哄”断的是民族的文化血脉，“哄”塌的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