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这个词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许多人在中学就学过夏衍的《包身工》这篇文章，文章中“包身工”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其中“芦柴棒”这个小女孩的形象今人久久不能忘怀：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文章一些细节更是铬刻在我们的脑海深处：“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假病！老子给你医！”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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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描写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芦柴棒作工的这个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看看芦柴棒这个厂子：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通过包身工这篇文章，大家清楚地认识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黑暗，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培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罪恶滔天！与其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残忍，封建黑社会的残酷，不如说是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残酷专制。大家不由得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庆幸生活在新中国，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人了，也就分外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格外珍惜目前的美好生活。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何时，这些许久不见的旧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了。现在东莞就有这样一个工厂：宽敞的厂院里，矗立着一排排整齐的厂房，每栋厂房都用围墙圈了起来，厂院里的工厂和车间被人为地分成了一个个小区间。各个区间都有专人负责（工头），工头时时刻刻监视着他们区间的人的言行。区间与区间之间，往往会用铁门隔开，并挂上大锁。不同区间的人之间不得交流，同事之间根本不说话，见面了，也只是微微抽动一下脸部肌肉，露出几颗牙齿，算是打招呼。厂部里的食堂里摆着３０多套桌椅，但是从来没有人坐下来吃饭，大家都是打好饭之后，回宿舍吃。厂里的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简直就是冷血动物。不发工资，一个月只有三百元的菜票充当生活费，在厂部里的小商店、小诊所、食堂之间交流。生了病，可以去小诊所拿药，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工头会叫你去床上躺着，就是不能出去。这个工厂主要生产灯泡，所有的产品包装只有一个裸露的黄灰色纸盒子，没有厂名、没有生产日期、没有编号、没有合格证！就连出货单上也只有产品、数量、金额、日期这几项信息。在厂房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工厂的标记。厂院的外层围墙高达５米，站在庭院中，抬头只能望见天，有一种井底之蛙的感觉。工厂大门有四个彪形大汉守着，谁要是试想冲卡，就会被他们拦住，并警告：“到了这里的人就从没有出去过！”要不２００７年的３６岁的南昌女子周燕机智逃出这个魔窟，并向记者揭露，才将这个人间地狱曝露于世，周燕被囚禁了４年之久，那这个人间地狱也就存在更长的时间，是否其中许多人已经命丧于此呢？新闻见报后，江西省各地的读者纷纷至电媒体反映情况，怀疑自己的亲人很可能进入了黑工厂，因为他们的亲人失踪多年未归。赣州市民钟德富打来电话称，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岁的妻子张金妃前往东莞打工。因对老乡介绍的工厂待遇不满意，倔强的张金妃独自出去寻厂。当年３月８日，钟德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妻子急促的声音使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现在进了一个黑工厂，以后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随后就是一阵忙音。钟德富再打过去时，却一直无法接通。自从这个奇怪的电话打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妻子的消息。４年来，钟德富走遍东莞大小工厂，却不见妻子的踪影。“我真的不明白，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说起这几年的寻妻路，钟德富显得有些迷惑。南昌县莲塘镇的胡先生向记者反映，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儿子胡云前往广东东莞打工。同年５月１０日，胡云打电话回家，说他要离开原来的工厂，重新找份工作，此后儿子就杳无音信。胡先生带着哭腔说，“儿子一定是被圈起来了，他不呆不傻，如果没有被控制，绝对会给家里打个电话的。”胡先生告诉记者，像他儿子那样出去打工，之后就没有消息的年轻人，在他们村里有好几个。有些家人以为他们死了，年年清明节都要烧纸钱。……你想，全国要是统计一下，这样的人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人们不由得心中一阵惊悸：咋这旧社会万恶的”包身工“也卷土重来！大家听听，东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谢德武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几年中，从来没有发现工厂囚禁员工的情况。大家也许会想不通，像囚禁周燕那个魔窟，那么大的一个建筑物又不是建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更不是建在渺无人烟的月球上，当地政府会不知道？弄得不好还是当地的创税大户，先进企业呢。今年３月，在广州省惠州市惠城区潼湖镇一个人间地狱又出曝露于世，那是一个砖厂，工厂规模很大，面积至少达万余平米。砖厂三面环山，山下是恶臭的湖水，除了一条土路可以通向外界，再没有任何出路，工厂老板的打手亲信没日没夜地分布在路的附近，想逃出去比登天还难。厂区内，有十多座工棚，所谓的工棚不过是用几片石棉瓦简单搭建起来的，瓦壁上千疮百孔。狭窄的工棚内，黑暗拥挤，没有灯，没有通风的设备，闷热而潮湿。屋内随意搭建着的几块木板就是床。工棚四周恶臭的湖水一阵阵袭来，乌黑的苍蝇成群的乱飞，不一会儿就铺满了墙壁。工厂里大约有二三百个工人，年龄最小的１６岁，最大的六十多岁。与“包身工”一样，在被骗到工厂前，他们无一例外的受到黑中介天花乱缀的吹捧和“包吃包住，每天４０～８０元”的高薪资的承诺。。但是进入工厂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全部生活费用自理，而且每天要面对超负荷的繁重的工作量（每天至少拉完９０００块砖），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十小时以上，没有周六和周日。更离谱的是，稍有不甚就会被毒打，被随意克扣工资。当工人不堪忍受企图离开时，工厂的监工就会出现，采用铁棍砖头等致命工具对工人进行暴打。看看其中的湖南男子李景泉。暗黄的脸、破烂的衣衫，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高强度的劳动，人已经被催残得完全变了样。在这里，人活着没有尊严，只不过是一些人赚钱的机器，猪狗不如，说“包身工”还算是轻的了，这简直就是奴隶社会时野蛮的奴隶制的再现，二十一世纪它在中国的卷土重来，令人费解！其实只要看看政府的态度，我们就该心中有数。你义愤填膺，认为这是丧心病狂丧尽天良泯灭人性，是历史的倒退，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但我们政府就不这样认为，人家依法治国，认定这家工厂只不过是存在“招工欺诈，克扣工人工资，侵犯工人权益、体罚工人，不兑现承诺”等种种问题，仅勒令其停工整改，没什么大问题。这比奴隶社会还是要进步点，总算还承认这家工厂有点问题，在奴隶社会这样对待工人可是正常的哟。

其实在时下被誉为“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的中国，像这样视工人为“包身工”为奴隶的工厂早就公开化存在多时了。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有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五洲星集团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１年，年产各类蔬菜水果罐头５万吨，是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政府就发现他们采用包工头的野蛮制度（这还是政府发现的时间，到底他们什么时候就开始这种野蛮制度，就只有天知道，政府还称这种野蛮制度为管理方式。）：公司委托包工头招工，支付给包工头招工补贴另加工人工资总额百分之几的管理费，一部分管理费季节生产结束后按实际仍在岗人数计算。这就意味着，包工头招来工人愈多，其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在季节生产结束后仍在岗的工人越多，工头的最终收益也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工头在招工时往往会用欺骗手段吸引工人，并采取威逼手段强迫工人劳动，而工人发现上当想离开时就会遭到种种阻挠（从制度上看，工人的悲惨命运公司是始作俑者，应严惩不贷）。２００５年８０多名河南柘城的女初中生被当地一个叫王秀敏的人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不料沦为廉价童工。后有学生逃出报警，这些学生才被解救出来。“学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并未对该公司采取任何措施，仅做了些表面文章：口头警告警告。在政府的纵容包庇下，该公司有恃无恐，最终导致３９岁的云南打工女曹越琼在五洲星橘子罐头生产线上捱了１８个通宵后，由于不堪工作与工头的双重压力，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４日早上８时４５分从公司员工宿舍二楼纵身跳下。曹越琼在住院前期的情绪表现异常，经常处于“有人要害我”的恐惧状态中。让我们看看曹越琼她们的工作：该公司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工人每１２小时轮一个班次，白班自早上５时３０分至下午５时３０分，晚班从下午５时３０分至第二天早上５时３０分，她们的工作是将橘子皮剥除。橘子罐头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站立操作，而且有极其严格的卫生消毒要求，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曹越琼很不适应这种通宵达旦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而且，她们发现工厂的待遇和包工头当时说的大不一样，先前包工头说的每月７５０元保底工资变成了计件工资。她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１２个小时，伙食却很差，每人每天发３元钱餐券，吃的只是白菜、豆芽、冬瓜等蔬菜。曹越琼她们多次想逃跑但都被包工头暴力阻拦，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３日晚，不堪重负的曹越琼试图再次离开五洲星，因未被允许出门而和看门人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８时４５分，住在员工宿舍２号楼２１２室的曹越琼趁看管她的人不备，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径直从窗户跳了下去。这可不是发生在偏僻的黑工厂，这可是发生在“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的大型企业呀！但其行径更令人发指，你能说政府不知情？即使女工跳楼事件发生后，鄞州区政府停止了五洲星集团公司享受农业龙头企业各项优惠政策及一切地方性政府奖励政策。曹越琼的包工头付军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被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也就是说，政府仅仅是不捧五州星集团公司，该公司并未受到任何制裁，倒霉的也仅是出了事的包工头。宁波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副部长王小骏说：“此次政府态度比较明确，也很快做出了相应的处理，现在领导也意识到，如不加强管理这个企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大家从其话语中即可领会到，政府仅仅是怕出更大的乱子，要是没有曹越琼跳楼的事发生，五州星集团公司的野蛮制度也就没有尽头。蔬菜水果罐头，我在国内看到的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出口日本、美国与欧洲，并不是为了满足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像浙江共有５０多家橘子罐头生产企业，９８％的橘子罐头产量都是给国外客商做定牌加工，由于国外进口商联手压价以及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无序，大多存在出口价格偏低、利润微薄的问题。从这我们就可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待国外资本家无力抗争，只能把矛头对准同胞们，将同胞们视为包身工为奴隶，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残忍榨取他们的血汗。其野蛮行径没有政府的鼎力支持，能残酷地成功实行这多年吗？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的牛气也就在情理之中，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时下“包身工”的卷土重来，打破了改革开改以来一些人视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的最后怒不可遏写道：“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我在此也想对一些人说：“当心灯泡、砖头、水果罐头……下屈死的鬼魂”。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才能在经济上压榨人民。２００４年广东省东莞市兴昂鞋厂数千工人因“工资过低、超时加班及恶劣环境”等原因奋起抗争，工人们冲进车间，打砸并推翻机器；冲进办公室，砸烂电脑和办公设备……事后，我们的人民政府一屁股坐在资本家那边，上百名工人受到警方调查，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或辞职，１０名工人被刑事拘留，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５名工人被判处２～３年有期徒刑，对工人们的反抗进行法西斯式的镇压。工人们又回到了顾正红那个年代了。正因为有了法西斯的专政，时下中国的官僚们便在神州大地上有恃无恐，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你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还嗜好赌博，热衷于通过赌博敛财和放高利贷敛财。林龙飞生活腐化，与多名妇女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据群众反映，林龙飞乱搞男女关系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是被他看中的女性，就想方设法搞到手。林龙飞在县里的一些“铁哥们儿”也知道林的这一“爱好”，积极充当他的“中间人”；２００６年６月的一天，内蒙古通辽检察院正副检察长的儿子酒后参与打架斗殴，巡逻值勤的招聘警察上前制止，并将之带回科尔沁公安分局巡逻防暴大队。之后，通辽市检察院迅速介入调查，３名招聘民警被关押９个多月后，被法院判处非法拘禁罪。你看报道：“张韬（院长公子）一脚踢向身着警服的王少军（防暴大队的警察），正中王的下身。张韬、张健（两位院长大人的公子）随后被送进医院疗伤，而不明就里的王少军正蹲在地上，痛得说不出话来……当天晚些时候，张继勋检察长偕夫人以及张亚明来到防暴大队。一个由通辽市检察院法纪处、批捕处、法医处、技术处等部门中层干部及照相、摄像人员组成的队伍，开进防暴大队……据石勇说，一名副检察长曾警告他，如果他不老实交代，‘我们让你住遍内蒙古所有的看守所，让老犯收拾你’”，面对两位检察院院长的为所欲为，通辽市委有关领导仅仅是劝阻劝阻，一家人吗，怎么能拉下脸来依法办事呢？一群土皇帝，眼中就是没有党纪国法，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有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被人民称为“双规书记”，是个“又贪又狠，上下通吃，连‘河里的螺蛳都不放过’”的人物。与别的贪官相比，曾锦春的“狠”突出表现在，为了敛财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对不肯买账的人动用“双规”手段，对不便双规的，就指使黑恶势力动武。更令人可笑的是，省纪委三次都扳不倒他，法律仿佛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在湖南郴州李大伦曾锦春之流俨然成了其“独立王国”的皇帝，横行无忌、为所欲为，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怎么就不怕法律呢？这让我想起宋朝在四川彭山县有个县令叫齐元振，他勾结豪强,贪暴勒索,作恶多端,积累和私藏了大量财物,民愤极大。朝庭依法治国，派钦差到蜀地调查。齐元振听到钦差要来，先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富商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官员有贪污行为，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就下令嘉奖齐元振清白能干。可农民被逼起义，逮着齐振元就砍了他的头，这个时候就根本不需要证据，也用不着法律，但是否冤枉了他呢？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国家不是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我说，人家封建社会，不也对和坤，严嵩等大贪官进行了惩治了吗？其实，关键不是事后惩治，而是当官的在位时就不能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骑在人民的头上，你看张继勋林龙飞之流怎就不怕法律，不对百姓怀有敬畏之心呢？。看看时下神州大地，贪官污吏遍地，人民遭受多重压迫，苦不堪言。想想我们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几千万的革命先烈，可现在又回到了解放前的情景，人民又开始吃二道苦，受二道罪，我们怎么能不怀念毛主席，怀念他老人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念他老人家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