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背景材料

1、时代背景

明朝万历年间，用政治暴力兼并民田的情况愈演愈烈，江南是全国首富之区，情况更加恶劣。明神宗朱翊钧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大事营建宫殿，为搜括财物，他大兴矿税，通都大邑，都设税监，税监又滥用群小，布满城乡，竭力榨取、掠夺。一时间农商交困，民怨鼎沸，因而爆发多次大规模群众性的抗税、反税、惩治税监的斗争。当时江南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清明，减少社会矛盾，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常常在一起议论朝政。因为他们的领袖顾宪成等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就被称为东林党。对于当时反矿税、反税监的斗争，他们不仅同情，而且积极支持并参加。（关于东林党：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革职还乡，于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得一部分士大夫支持，形成改革派的政治集团，世称“东林党”。）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贤受命为司礼秉笔太监，执掌要职；后来他又兼掌特务机关东厂，加紧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实行阉党专政。熹宗初年，东林党人在朝任职的人还较多，他们一再上疏熹宗，反对魏忠贤，反对横征暴敛，反对专制统治，要求任用贤能，关心民生，允许知识分子公开讲学，议论朝政。这些主张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但是由于熹宗的包庇，东林党人的斗争都遭到失败。在朝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的被革职、贬谪，有的被逮捕酷刑致死。

江南广大人民深受阉党之害，同情并支持东林党人。因此，当阉党在天启六年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一场广大人民群众反抗阉党的暴动就爆发了。

2、周顺昌简介

周顺昌（1584一1626），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任福州推官（掌管州中刑狱的官）。后来进入吏部，任文选司员外郎（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他虽掌管人事大权，但仍极清廉正直。后来离京回南方时，只有“行李一肩，都门叹为稀有”。 他为人正直、清廉，关注民间疾苦。像他这样的人，人民欢迎，阉党不容，被魏忠贤列名《东林点将录》（阉党捕人的黑名单）。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迫害的“六君子”之一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家居的周顺昌激于大义，竟与魏“周旋累日”，还把女儿许配魏的孙子。在谈话中，切齿痛骂阉党。这事被缇骑报告魏忠贤，周顺昌终于被革职。

周顺昌被罢官后，阉党仍不罢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江苏巡抚周起元被罢官时，周顺昌曾为文送他，其中有赞美周起元，斥责阉党的话。魏忠贤获悉此事后，指使东厂特务罗织罪名，借机陷害。天启六年三月周顺昌被逮到北京，在狱中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痛骂魏忠贤如故。同年六月十七日被拷死狱中，年四十三岁。到崇侦元年才得到昭雪，谥忠介。

3、五义士简介

周顺昌被捕时，群众万余人尾随。一向好打不平的商人子弟颜佩韦，高举着香火，沿途呼喊：“有愿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他情愿自己去代周顺昌吃官司。市民马杰也一路敲梆子，号召群众。当阉党爪牙缇骑威胁群众时，马杰破口大骂魏忠贤，杨念如、沈扬也上前仗义陈词，不许东厂缇骑逮捕周顺昌。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利剑，扬言要割掉马杰的舌头，聚观的市民鼓噪起来，堤骑更加凶横，首先举剑扑击沈扬、杨念如。这时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也怒不可遏，夺取了缇骑的武器，同堤骑扭打起来，结果额头受伤。聚观的市民一见缇骑动武伤人，就一起鼓噪围攻，吓得缇骑们东逃西窜，有的爬上树顶，有的躲到厕所里，有的逃上屋顶。其中两个缇骑被群众打死。

颜佩韦等五人过去互不相识，而且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同周顺昌也毫无交往，完全是激于义愤才自发参加斗争的。五人被捕后，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毫不隐讳。七月中，苏州城里布满警卫，戒备森严，就在阊门外吊桥上，五位壮士大骂魏忠贤及其亲信毛一鹭，从容就义。临刑时，几万市民含泪同五人诀别。

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惊得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十一个月后，熹宗死了，魏忠贤失了靠山，畏罪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义士，一夜之间，把毛一鹭为向魏忠贤献媚而监造的魏忠贤生祠拆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修建了五义士的墓。

4、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现在江苏省太仓县）人。晚明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张溥自幼勤学，所读书必手抄六七遍，因此他命名自己的书房为“七录斋”。溥青年时候正是魏忠贤阉党专政，东林党人受到残酷镇压的时代。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以继承东林为己任，结纳社会上有节气，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重视发现和推举有操守的学者，组织了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

在文学上，针对当时士大夫空疏不学的弊病，他提出“兴复古学”的主张，同时强调“居今之世”，必须“为今之言”，“各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朴质。曾编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著有《七录斋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