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李清照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如果把20世纪李清照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话，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共发表论文24篇，出版专著4部，揭开了20世纪李清照研究的序幕 （据周桂峰《李清照研究回顾与展望》，《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从1949年到1966年，李清照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先后发表论文约70篇，专著3部 （据徐北文编《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 。特别是从1959年到1964年长达六年的李清照学术大讨论中，对推动李清照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时至今日，李清照研究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二十多年里，据不完全的统计，发表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出版各类专著及资料汇编约10部之多。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努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从而使李清照研究出现了真正繁荣的局面。鉴于此，本文打算就新时期李清照研究的现状做一些梳理，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一 生平事迹研究

生平事迹是李清照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李清照的生平事迹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年、里籍以及是否改嫁等三个方面。

先谈一谈李清照的生年研究。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李清照出生于北宋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一语，陆机二十岁作《文赋》，这是说李清照十八岁出嫁，即建中辛巳归赵氏时李清照为十八岁，由此上推十七年为神宗元丰七年。进入新时期以后，王延梯先生认同前人的观点，在其《李清照评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将李清照的生年确定为公元1084年。率先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毕宝魁，他在《李清照生年新说》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一文中指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署年“绍兴二年玄 岁壮月朔甲易安室题”是可信的，“与内容并无矛盾”，“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一语证明了李清照时年五十二岁。据此逆推，李清照生年可确定在元丰四年（1081）。又据《金石录后序》“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一语，李清照应在二十岁时结婚。稍后，毕宝魁又发表了《〈李清照生年新说〉补证》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进一步论证自己的看法。朱德慈在《李清照生年及〈金石录后序〉之作年新探》 （《淮阴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一文中则认为，李清照的生年应为北宋哲宗元二年（1087）。诸说不同，但其主要的依据均来源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先且不论他们的推论是否正确，但从中可以看到《金石录后序》是研究李清照生年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其次，关于李清照的里籍，学术界素有济南、历城诸说。认为李清照是济南人的依据是，其父李格非是济南人，故李清照的出生地自然是在济南。后来，俞正燮在考据《古欢堂集》的基础上写下了《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一诗，遂认定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疆域志第三·古迹一》采用了此说，认为“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长期以来，这两种观点一直争执不下，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又出现了新说。如于中航根据发现的新资料，认为李清照的故乡当在宋济州府的章丘县明水镇 （《〈廉先生序碑〉及李清照里籍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6月15日） 。于中航的资料来源于1980年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在章丘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发现的《廉先生序》石刻，《廉先生序》一文是李格非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写的纪念性文章，末尾署有“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一语。绣江是章丘的别称，以境内绣江得名。石刻所在地廉坡村，恰好在明水河西三里处，可知李格非、李清照的故乡应是章丘县的明水镇。此后，靳奉尘发表《李清照故里在章丘》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1月8日） 一文，出示了李格非的撰文，以证明李清照的故里确实是在章丘，这一观点对李清照的故里在济南或在历城的诸说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至此，似乎李清照的里籍当在章丘已不成问题了，然而，撰写《廉先生序》的李格非是否就是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呢?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依旧不能作为定论。

其三，关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宋人笔记中有关于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的记载，李清照在《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又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狙侩之下材”，“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等语句，所以，历代均有人认为李清照晚节不保，以改嫁张汝舟一事诋毁李清照。明清之时，曾有俞正燮、陆心源为其辩诬。进入新时期以后，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争论。如刘忆萱针对黄盛璋的观点发表了《李清照研究中的问题: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认为黄盛璋提出李清照“晚年改嫁” （分见《李清照事迹考》，《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李清照与其思想》，《山西师院学报》1959年第2期） 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理解和主观臆测的论断”。之所以会出现李清照“晚年改嫁”的说法，是因为李清照南渡后“写了些托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 “对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极为尖锐的”，所以，有人“借端闺阃”之事来诬陷李清照，其实，李清照并未改嫁。与此同时，郑国弼发表了《李清照改嫁辨正》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对李清照《报内翰綦公崇礼启》一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考证，认为“李清照五十岁而犹改嫁，根本不是事实”。与此同时，荣斌也发表了《“清照改嫁”难以否认》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依据《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一语，指出这显然是指媒人的花言巧语。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又从诠释《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的“怀臭”、“抱璧”、“刘伶之肋”、“石勒之拳”、“谈娘善诉”、“李赤入厕”等典故入手，认为这是“借以说明新夫品质卑劣，与自己无法匹配”，“追悔莫及，唯有涉诉，以求解脱”。因此，荣斌得出了李清照确实曾经改嫁的结论。荣斌的观点引起了时人的注意，黄墨谷发表《为李清照“改嫁”再辩诬:答容斌同志质疑》 （《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 一文与之进行争论，他指出:李清照曾遭“颁金通敌”的诬陷，而“改嫁”说犹如“文革”时的不实报导，属于诬陷之辞。更何况，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有“故虽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的誓言，因此，李清照未曾改嫁。张学忠《论李清照的反传统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一文则以承认改嫁为前提，认为“改嫁一事绝非李清照的污点，而且又一次证明她藐视礼教的传统世俗观念”。

争鸣对于推动学术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两种观点之争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意见。如靳极苍在《李清照“改嫁”问题的实况和性质》 （《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 一文中针对改嫁说和辩诬说不同的观点指出:李清照并没有改嫁，之所以会出现改嫁说，是因“颁金之谤”出现了错判的“官文书”，以致张汝舟“强以同归”。因此，后人遂提出了李清照曾经改嫁的说法。改嫁说是不能成立的。也就不存在为李清照辩诬的问题。靳极苍的意见虽然是个人的，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其论点的支撑点依旧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在起作用。今天看来，李清照是否改嫁并不重要，如果探讨这一问题的立足点仅仅是纠缠事件的本身，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一事件的探讨有利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研究，那么，则有待于深入、进一步找出证据加以申明。但我们认为，即便李清照确实曾有改嫁一事，那是否就可以说李清照晚节不保呢?是否因此会影响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呢，是否会影响对她的人格的评价呢?这些都是不辨自明的事情。

二 思想意识及“易安体”研究

学术界历来主张南渡是李清照思想变化及词风变化的分界线。靖康二年（1126）四月，金兵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押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灭亡。此前，在李清照个人生活的经历中又出现了丈夫赵明诚之死的事件。由于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故学术界认为，国破家亡极大地刺伤了李清照，是促成其思想变化以及词风变化的关键。例如，黄盛璋发表在1959年第2期《山西师院学报》上的《李清照与其思想》一文认为，李清照“前半生生活在北宋四十多年之间”，“生活的内容既是非常贫乏的，同时又是年少负才，没有遭遇到什么大的波折”。而“后期的创作无论在风格与内容上都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变”，“她的作品不再像青壮年时代那样逞才显能，而由惊词险句一变而为平易浅近”。郭预衡于1961年第2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文，认为李清照“在北宋亡国之前，对国计民生并不关切”，而在北宋亡国之后，她的作品则“代表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阶层的情绪”。

承接这一思想的余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对李清照以南渡为界的思想变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如以纪念李清照诞辰九百周年（1984年）为契机，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李清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人们对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如邓立勋在《试论李清照词的思想与艺术》 （《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一文中指出:纵观李清照一生，她“既不满于 北宋社会现实的腐败与黑暗”，又“不满于压抑女性的自身命运和生活环境”，因此她具有反抗封建势力的文化精神。王延梯、胡景西在《爱国作家李清照》 （《文史哲》1985年第2期） 一文中，将李清照的思想定性为“爱国”。为此，李东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爱国词人李清照”欠妥》 （《昆明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一文中列举李清照晚年的作品《端午帖子词》，认为“日月尧天大，璇玑舜历长”、“至尊千万寿，行见百斯男”等为奉承之辞，由此推导出李清照后来做了“阿谀买宠，丧失气节”的事情。这种认识是否稳妥自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它也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研究禁区已经不再存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发表看法。

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南渡是李清照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以此为分界线，可以将李清照的生活及思想经历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研究中，存在着忽略李清照前期词作思想意义的倾向，为纠正这一偏颇，新时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刘瑞莲在《李清照思想初探》 （《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中指出:李清照前期“不但有识，而且有胆。敢于把个人的独特见解大胆地发表出来”。吴东范的《谈李清照词的感情表现》 （《佳木斯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王汝礼的《谈李清照词前后期的变化》 （《南通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周皓的《浅析李清照南渡前后词的思想风格》 （《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等文也从肯定的方面对李清照前期思想着墨甚多。

李清照的思想变化是否只能以南渡为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也被正式提出来了。如邬晓菁在《李清照词分期新论》 （《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一文中，主张按词作的风格及抒情主人公生活经历的变化进行分期。从这里出发，她将李清照的生活经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下限到赵李结合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期下限到赵明诚逝世的建炎三年（1102—1129），后期下限到李清照去世（1129—1156）。这三个时期的李清照分别为少女时的烂漫，少妇时的幽怨及思念，以及孀妇时的哀伤。其词作与之对应表现出这一变化的历程，视角较为新颖。

随着研究的深化，在其思想研究方面，还有人对李清照的“自我意识”和“内心隐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如文生、英烈在《李清照词的女性自我意识》 （《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词“展示了她独特的命运和心灵的历程”，“表现了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刘淑丽在《试论李清照自我意识的觉醒》 （《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作品“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女性发自内心的对社会的反抗”。张学忠的《论李清照的反传统精神》一文也认为李清照具有封建女性的反传统意识，她的反传统精神“最突出表现在她利用词这种文学形式，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大胆坦率地传达出对爱情的真实感受”。新时期关于李清照“内心隐秘”的争论，发端于1989年陈祖美的《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 （《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一文，他认为赵明诚曾纳妾，李清照的内心世界对此耿耿于怀，她的许多词作，都与此有关。陈的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或反驳的文章达数十篇，形成了李清照研究中的一个小高潮。王兆鹏、郭明玉的《李清照“内心隐秘”争鸣述评》 （《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对此有详细评介，此处不赘。

李清照词的风格，也是新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关于“易安体”的研究备受关注。据不完全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探讨易安体内涵的文章大概有40篇左右。如许金榜在《试论“易安体”的主要特点》 （《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一文中认为，易安体在语言上“清新自然、生动优美”;在形象上“个性鲜明、遗貌取神”;在风格上“婉转蕴藉、浅近清新”。这三个方面作为易安体的主要特征，贯穿在李清照词的创作之中。唐玲玲则结合李清照的身世对易安体进行了探讨，唐文认为，易安体在内容上“既包含个人身世之感，也有国破家亡之痛”，反映现实生活时“含蓄、曲折”。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傥拔秀丽与飘逸豪放的统 一”，“豪放与婉约兼备，这就是易安体的主要特征” （《李清照研究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16页） 。杨新民在《易安词新论》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新颖独特的情感模式、独出心裁的表达手段、刻意求新的语言，显示了清照特殊的趣味”。高洪奎在《论“易安体”的艺术特征》 （《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一文中认为，易安体有三个特征，即“意境深曲含蓄”、“音律严谨谐婉”、“语言率直自然”。杨庆存在《“易安体”新论》 （《理论学刊》1990年第6期） 一文中，将易安体的特征归结到五个方面:一为自我形象的艺术化;二为感情模式的独特化;三为艺术风韵的个性化;四为表现手法的新巧化;五为语言锤炼的精美化。司立箫、司立祥在《浅谈“易安体”的衍化》 （《泰安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一文中认为，易安体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是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该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李清照借鉴了前人诗词中的意境。如“柔肠一寸愁千缕” （《点绛唇·寂寞深闺》） ，化用了唐代韦庄的《应天长》“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的意境;二是借鉴前人意。“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借用宋初郑文宝《柳枝词》“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之意;三是借鉴前人句式。“寻寻觅觅，冷冷清请，凄凄惨惨戚戚” （《声声慢》） ，源于《尔雅·释训》“殷殷茕茕”一段;四是借鉴前人语句。《念奴娇·萧条庭院》“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说新语·赏誉》语。陶尔夫、刘敬圻在《易安体:古代女性文学的高峰及成因》 （《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易安体的特点是“活泼自然，亲切感人，口语白描，入口即消”。客观地讲，新时期关于易安体的讨论是热烈的，也是富有成效的。这一时期，人们或从李清照的词学理论入手、或从李清照的创作实绩入手、或联系其生活经历、或从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入手、或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等等，从各个方面对易安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揭示易安体审美特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时期的研究者还常把李清照的诗词做对比研究，从中凸现李清照的词风。如周秀怡的《李清照诗与词风格同异辨》 （《广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指出:李清照受“传统的文化教育”的影响，严格遵循“诗庄词媚”、“词言情”、“诗言志”的观点，因此，她的诗直接抒发了恨敌爱国的强烈感情，表现出豪放宏肆的艺术风格，其意境宏大开阔。与诗相比，其词的“风格是婉约的正宗”。稍后，熊大权在《略论李清照诗词风格的多样化》 （《争鸣》1984年第4期） 一文中认为，清照词表达了“婉转的情致”，其词风深曲含蓄，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味，语言清新自然;其诗具有“刚健豪壮的气势”，“昂扬积极，有种向上的精神”，其语言古朴典重。通过比较，他认为李清照的词风与诗风都有变化:她以婉约为基本倾向的词风，兼有豪放格调。前期婉约的词风是后期感伤沉郁之诗风的基础。韩章洲也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兴趣，他在《李清照诗词创作差异论》 （《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一文中指出:李清照的诗作“题材是重大而宽阔的”，或“以诗指陈时事，直接表明自己的政见”，或“以咏古怀史来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她的词的题材“细小狭窄”，多为“反映深闺女子生活”，且大多“抒似水柔情”，词风是“沉婉”的。金振华在《李清照诗词之比较》 （《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一文中指出:“在思想内容上，她把有关时事政治、咏史怀古一类的题材咏之于诗，而把生活中个人的悲欢离合、惜春伤秋一类的感情赋之于词”;“在艺术风格上，前期词语言清新明丽，意境优美，后期词沉郁凄怆;诗则雄浑开阔，气魄较大”;“在语言特色上，词语言浅显清丽，语意晓畅易懂，白描为其专长;诗以使典用事见长”。这些观点对重新评价和认识李清照词的风格具有积极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的是，个别的论者持论偏激，如有人故意模糊“豪放”与“婉约”的概念，认为李清照词笔力雄健、感情奔放、意境壮阔、风格豪迈，是南宋的“豪放”词家，就有标新立异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