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杨绛又为什么是“幸运的人”？

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请注意，杨绛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词：“侮辱。”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我们再读文章中的这样两段文字：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里的两个“赶忙”耐人寻味，老王的“赶忙”是知道了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将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杨绛的“赶忙”，是她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

然而，杨绛毕竟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可杨绛得到的却是“心上不安”。这样的“不安”，不停地拷问着她的灵魂，使她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这也正是“几年过去了”之后，杨绛反思生活的一种精神的自省。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呢？

其实，杨绛文中结语的“幸运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有她深层次的考虑。

总结：还有一点作为补充：老王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最终让杨绛老人深刻地觉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将这一切质朴地昭示于后人，那又该是后人的“大幸”了。杨绛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