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妇女，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古训，不仅是被丈夫遗弃的女子不屑被人再娶，即使丈夫亡故了的，也要为之守节，不能再嫁。如果再嫁，便被认为是不守节操，至少要受到舆论的遣责，体面人家当然不会轻易为之。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孔雀东南飞》，我们就会碰到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例如，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母亲的态度却是“汝可去迎之”；后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云有第五郎”，并且“娇逸未有婚”。难道县令、太守都愿意替没有结过婚的儿子娶不守节操的女人为妻吗？难道兰芝的母亲也愿意自己的女儿背上“失节”的恶名吗？

《孔雀东南飞》对于兰芝再嫁的问题，似乎有点现代化的描写，看起来与旧社会的传统悖理，但是，这又确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守节不二作为衡量女人品质好歹的主要内容并使之宗教化，歧视再嫁者，都是明朝以后才逐步走向极端的。宋元以前，人们对于再嫁的认识，一直是比较客观的，社会上离弃或寡居的女人有人愿意再嫁，也自然有人愿娶再嫁之女。如汉朝朱买臣的妻子离婚后再嫁，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即使在《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在东汉时代，也有很生动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应奉传注》说，汝南邓元义之妻，几乎出于同刘兰芝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弃，后来嫁给了将作大匠（官名，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华仲为妻。有一天，华仲带妻子上街，邓元义在旁边看到了，对同行人说：“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这是我从前的妻子，没有什么过错，我母亲待她实在太厉害了，本来应该看重她的。）”还有同时代的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先嫁卫仲道，后被掳入匈奴，做了左贤王的妾。她嫁了两次人，后来归乡后董祀还乐意娶她，而且感情相当好，根本不把她曾经替左贤王生过两个儿子的事放在心上。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最精采的就是别子回国的情景，创作的时候，也正是做董祀妻子的时候。就到了封建盛世的唐朝，《新唐书·公主传》所载公主再嫁的就有二十三人，民间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男子离弃了的女子任她改嫁，唐代还有女子要求离婚改嫁的记载：《云溪友议》说，杨志坚嗜学居贫，妻子嫌他衣食不足，“索书求离”，他便写了一首诗给她，让她再嫁去了。总之，宋元以前妇女再嫁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包括束缚女子的贞操、节守观念之类，也有一个酝酿、形成的过程。早在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就已经第一次由皇帝下诏书，褒奖过贞妇顺女；刘向则写出了《列女传》，用实例提倡“专一小心”，“终不更二”；东汉班昭写出了《女诫》，就把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系统化了。但是尽管如此，这在当时都只不过是一种舆论的倡导而已，它的最可恶之处在于被宋元以后的道学家所利用，并尊崇为残害妇女的“古训”。我们了解这一点，对于学习妇女，婚姻等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是大有好处的。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那些有关节操的舆论没有能左右当时的现实生活，正如此，刘兰芝被婆婆逼遣归家之后，才发生太守、县令接踵遣媒议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