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反对旧文学最激烈的言词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但选学当时并不占多大势力。因此,批判桐城派就成了新文学的主要任务。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家之一,周作人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所谓“载道文章”的批判非常用力,而且坚持一生不稍懈怠。他把这种文章的定式和与此相关的思维的定式看成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大敌,把桐城派奉为楷模的八大家特别是韩愈视作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也反对八大家,但他着重批判宋六家,即所谓“吴蜀六士”,对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还有些好感。陈独秀斥责桐城派古文道:“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 “五四”新文化先驱批判桐城派模仿八大家,只学腔调而没有新内容,最终走入僵化的死胡同。其实,桐城派学习的只是明代八股文家所选的八大家的文章,其所载之道乃是理学语录中的道,所谓等而下之。(34蒋湘南)胡适把梁启超的提倡小说,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看作桐城派适应时代有所变化而建立的功绩,虽然也没有多大贡献,但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周作人把攻击的矛头直指韩愈和柳宗元,又尤以韩愈为攻击的总目标。真所谓“擒贼先擒王”。他认为,正因为八大家的古文本身就没有生命,所以才易于被人模仿。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的罪过,责任要追究到八大家特别是韩愈身上。

他常拿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来同八大家以后文章比较,指出后者的问题,例如,在《我的杂学》中说:(六朝文)“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兢躁进气,此(奔兢躁进气)盖为科举时代所特有,韩柳文勃兴于唐,盛行至于今日,即以此故。” 在所拟六朝散文教学纲要中说:“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文有为唐人所必不能为,而唐文则为六朝才人所不肯为矣。” 还说过:“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诵,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

周作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场合来攻韩,并且有多篇专门辟韩的文章,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涉及较多的是对韩愈继承和倡导的道统的抨击,表达了对专制思想的痛恨:“韩退之的道乃是有统的,他自己辟佛却中了衣钵的迷,以为吾家周公三吐哺的那只铁碗在周朝转了两个手之后一下子就掉落在他手里,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其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者正以此故,我们翻过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了。”

而且,他的文章中还谈到韩愈的相貌,攻击及于人身:“他的尊容是红黑圆大,唇厚,眼小如猪,我从前猜疑他好吃猪肉,身胖喜睡,后来看什么书证明他确实如此……”接下来自然就指摘他的人品:“他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因谏佛骨谪官,立即上书哀鸣,登山怕下不来,号哭写遗嘱,这些行动正好配上那么的外表。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

周作人主张文章有质朴平实的态度,因此不喜欢韩愈那“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策士之文”。 他说韩愈比较古代大儒“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 柳宗元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柳君为文矜张作态,不佞所不喜。”

周作人说自己对韩愈的批判不在其“道”,而在其文。其实,二者在他的笔下常常没有明显的区别。他往往以其“道”贬其文,以其文贬其人品。他抓住韩愈文章文理不通的地方,如《送孟东野序》中的毛病,反复申说,嘲笑韩愈文理不通、事理不通和情理不通。八十多岁还写了题目直露的《反对韩文公》一文。

周作人早期反对“文以载道”的韩愈文统,目的是对所谓的“言志派”文学加以褒扬。他对公安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大致赞词,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没有架子,自由抒写。他说:“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 他曾经说过,他衡量中国历史上男子所为文章,看其是否有见识,有一简捷的办法,就看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一是对待妇女的态度,一是对待佛教的态度 。衡量的结果,对待妇女,大部分中国古人都不及格;对待佛教,韩愈肯定在分数线以下。韩愈维护专制,限制思想自由,其反动性自不待言;其以文章载“道”,文章也因此要不得。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继承着公安竟陵派的文学传统,反对韩愈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周作人大量批判韩愈的言论中,偶尔也有一点儿肯定评价:“平心而论,其实韩退之的诗,如《山石》,我也未尝不喜欢,其散文或有纰缪,何必吹求责备,但是不幸他成为偶像,将这样的思想文章作为后人的模范,这以后时代里盛行时文的古文,既无意思,亦缺情理,只是琅琅好念,如唱皮簧而已,追究其这个责任来,我们对于韩退之实在不能宽恕。”

其中的“不幸他成为偶像”一语值得注意,与前述的郭沫若的“不必圣之神之”可谓异曲同工。不妨将他对韩愈的批评同他对鲁迅的影射批评结合起来看,如他在《〈蒿庵闲话〉》一文中,说自己之所以坚决反对韩愈,是因为韩愈言行不一致:“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了这权威的体面。”

但周作人的韩愈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正确评价韩愈的历史功绩。既然新文学是公安竟陵派的延续和复兴,那么,在某些方面“五四”文学运动与一切文学革命运动都有相同之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表后不久,就有人评论说:“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

其实,周作人并非不知道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曾提出新旧融合的主张,说:“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声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 这当然也包括韩愈的文学传统。他还说:“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有余味。” 认识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但批评起来仍然毫不留情。

对于韩愈的具体文章的鉴赏和批评,周作人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显得不够。历史上拥护韩愈的一派如茅坤(1512-1601)著有《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卷》,清代林云铭著有《韩文起》,林纾(1852-1924)著有《韩柳文研究法》,指出文章优点,颇为细致周到,足以启发后学。我们更愿意知道周作人的有独特体会的文字,不拘褒贬。因为他曾谦虚而又自负地说过,自己虽然文章做得不好,但鉴赏能力还是不错的。 可惜我们找得到的例证不多,如他说《原道》中的“幸而不见正于文武周公孔子也,亦不幸而未见正于文武周公孔子也”,正是十足的八股腔 ;《居幽操》里替文王说话,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周作人评论道:“真是什么话,为孟子与太史公所决不肯说的。” 却又转到思想上来了。

然而周作人本人的命运和韩愈却有类似之处,他作为新文学的大家,文章曾几何时也取得过韩愈文章那样的地位,独特的文风供人模仿学习。但他也和韩愈一样,有些好处不为人所欣赏,甚至遭到严厉的批判,主要的原因是他后来成为民族的叛徒,佳人做贼,人品大受损害。他的晚年境遇和身后命运竟还不如韩愈,文章几乎有湮灭的危险。道或人品对文章的影响在他身上又显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例如,他的抄书之作,颇受非难。平心而论,他的抄书自有可取之处,实在不属于韩愈曾反对过的那种“剽窃”。其实,鲁迅也有一些抄录报刊或别人文字并加以简短评论的文章,却不但没有人说他文抄公,甚且被颂为创体。

周作人在为日伪政府服务期间,在多篇文章中提倡中国传统思想,倡导回归儒家传统。在《关于近代散文》中说:“现今则以中国固有的疾虚妄的精神为主,站在儒家的立场来清算一切谬误,接受科学知识做帮助,这既非教旨,亦无国属,故能有利无弊。” 《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等也都申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推崇中国本位文化,只是同韩愈的尊君抑民思想相反,他大讲孟子的尊民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强调“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 虽然回归儒家传统,却自有其现实针对性。

此时,他至少能体会到韩愈在“安史之乱”后讲道统的意义。其实早在抗战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却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的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他这意见我觉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