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肖洛霍夫

——20世纪中国肖洛霍夫研究述评

一

在三十年代中国对肖洛霍夫的翻译、介绍中，鲁迅先生起过重要的作用。1930年春，鲁迅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判乱》等10部代表当时苏联文学创作成就的作品，汇编成《现代文艺丛书》，交上海神州出版社出版。同时，他又委托当时旅居德国的徐诗荃和在苏联的曹靖华，为他购买《静静的顿河》德文译本和俄文原本。其后，他将收到的德文译本交由贺非翻译。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完成后，1931年10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先生在酷暑中仔细审阅校对了译文，并为之撰写了《静静的顿河后记》。鲁迅先生在《后记》中评价《静静的顿河》：“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脚、婉转抑扬的恶习，魏斯柯普夫所说的‘充满着原动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1]

1931年，鲁迅亲自翻译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即《有家庭的人》），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短篇小说”收入他编译的《一天的工作》一书。在“译后记”中介绍了作品的内容，还点明了肖洛霍夫创作的“悲剧”特色。鲁迅先生成为我国最早介绍、评论肖洛霍夫的人，为肖洛霍夫在我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2年秋,茅盾先生在重庆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出了苏联文学专辑，其中有戈宝权写的《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称《静静的顿河》是“关于国内战争的碑石似的作品”。他赞赏“肖洛霍夫的笔是犀利的，他特别善于运用丰富的哥萨克人的语气，来充实全书的色彩和内容”。他称《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表现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最好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肖洛霍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再版重印。同时，五、六十年代，中国评论界发表了40余篇评介肖洛霍夫的文章，还出现了辛未艾谈《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小册子，被列为“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出版。这些评论几乎一致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金人写了好几篇评《静静的顿河》的文章，指出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在于：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显然，这种对作品的诠释，带有浓厚的那个时代的特征。金人认为，作品的艺术性表现在：悲剧的氛围，反面衬托的叙述方法，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塑造人物的高度技巧。葛利高里是个悲剧形象，是小资产阶级环境中产生的人物，加上传统的哥萨克的偏见，作者对葛利高里寄予了很大的同情。

对《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几乎都持一致肯定的态度。因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读者渴望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获得直接的指导。1954年2月26日，肖洛霍夫在罗斯托夫会见选民时曾谈到，不久前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请求他写一篇农业集体化的特写，来帮助中国这个人民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他想，与其今天写一篇特写，不如明天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可见中国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接受，更多地带有现实需要的功利性。中国学者认为：小说的思想性体现在强调农业集体化是“光辉而艰难的道路”，要“耐心地教育农民”，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这是一部“生活与斗争的教科书”（辛未艾语）。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现为描写典型形象，表现农民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忠实于生活的真实。

而对《一个人的遭遇》，中国评论界的态度则复杂得多。小说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却是肖洛霍夫创作后期，也是整个苏联战争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也是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潮流中，“一切为了人”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战争时期和战后一段时间，苏联战争文学尽管也涉及到战争的残酷性，但更多的是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激励民众奋勇抗敌和重建家园。肖洛霍夫首先以一个普通人为主角，通过他在战争中的悲剧性遭遇，展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战争带给人的巨大的心灵创伤，人在这种难堪的重负中所体现的人性美、人的尊严、人的永远不屈服的精神。小说结尾，主人公索科洛夫“流下的“已经很少，然而却很伤心的男人的眼泪”，也激发了读者的深深的共鸣。

中国评论界一方面认为这个作品是“迷人的作品”，“洋溢着火热的思想光芒的诗”、“燃烧着生活激情的诗”。作品的主人公索科洛夫具有“坚韧的俄罗斯人性格”，是“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中国人在五十年代的高昂的热情，过分的乐观主义，也使《一个人的遭遇》这类更多地带有悲剧与反战色彩的作品，染上了中国的时代特色。

但另一方面，1956─1957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时期。1956年2 月苏共二十大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解冻文学”出现高潮。同年5 月，中共中央也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干预生活”，描写人情，出现了一批或揭露官僚主义，或把笔触伸向广阔的生活、揭示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等。理论界，也出现了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文章，提倡人情、人性，在文学中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真正个性的人”。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及《静静的顿河》，自然成为他们论证自己理论观点的有力论据。巴人发表于1957年5月的一篇和《论人情》有关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前一个星期，一位在南洋认识的作家朋友来我家，随便谈到我那篇成为问题的文章，他说，他是同意我的见解的。他讲了好多作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4月号《译文》上发表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他认为我在《论人情》中所企望于作家的，正是《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表现的。他还认为这篇小说，是在《真理报》跨年度发表的，足见《真理报》编者对这篇小说的重视。

这话是我在说了这样一段话后引起的。我说，写一个革命战士，如果写他在战场上杀敌的勇敢以外，也写写他日常生活中见到一个人死亡或受难而伤心流泪，那战士的形象也就更完整，更有生命了。这看来是矛盾现象，实际是辩证统一的。我对那篇小说主人公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和以后被俘时所表现的一种非常曲折的、但基本上是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到兴奋，但看到他战后妻死子亡，收留下一个孤儿作为自己的爱子的那段描写，我流泪了。在他那亲子之爱的追求中，正表现了他那伟大的人类的爱。[2]

刘绍棠的文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以肖洛霍夫为例。认为，苏联为什么“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就是因为近二十年里斯大林犯了重大错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右了文学创作；而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则是一开始就被教条主义所影响”，使得它无法取得它所应该取得的成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社会真实不算是真实，而必须去发展地描写，结合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来面目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种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缺乏“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和“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可它们“寿命的短暂，并不比一则新闻通讯来得长”。“试问：葛里高利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甚么呢？据说，葛里高利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甚么在人物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里高利的婀克西尼亚，将给她安一个甚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的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尼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因为他对富农反革命分子失去警惕性，还和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3]

可惜，这种文学创作向“人”的回归和自由的理论探讨，随着“反右”斗争的兴起，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肖洛霍夫作品的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就有意无意地被中国的翻译家、评论家们遮蔽了，而他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被凸现出来。

十年文革，在革“文化”的命中，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毒草打入冷宫。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炮轰中，肖洛霍夫亦首当其冲，受到粗暴的批判。在林彪指使江青召开军内文艺座谈会后抛出的《座谈纪要》中，肖洛霍夫被当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其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其后，报刊上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指责肖洛霍夫的作品宣扬“活命哲学”，是“叛徒文学”、“卖国主义文学”。

文革时期对肖洛霍夫的不公正的对待，在一些肖洛霍夫作品的译本的译者序中也体现出来。197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刃译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前面有一个《译者说明》：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所写的一部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全书约十五万字，据作者自称仅是“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其阴暗的笔调描写了苏军一九四二年夏季在顿河草原上的保卫战。当时，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胜利地粉碎了德军进攻的苏联红军，已摆脱了防御中的被动状态，正处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个卫国战争的转折点的前夕。但作者却炮制了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场面，肆意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把红军战士丑化为一群贪生怕死、军纪败坏的胆小鬼和骗子手。他妄图通过歪曲苏联卫国战争的手法，来达到否定一切革命和正义战争的目的。

此书不仅思想内容反动，艺术上也趣味低级、极其拙劣。我们翻译和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在批判肖洛霍夫时提供一点资料。[4]

内部发行，供批判用，成了当时出版苏联文艺作品的一个通用模式。类似的《译者说明》，比比皆是。不知这是译者确实持这种观点，还是为了使作品得以面世，出版社和译者共同使用的一个“障眼法”。而假如肖洛霍夫看了对他作品的这种“解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二

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巨变，也给思想文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极“左”路线的种种余毒，使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而改革开放，中国重新打开通向外面的世界的大门。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日益成为热点。在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肖洛霍夫作品翻译与介绍，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相应地，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9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当代苏联文学讨论会”，肖洛霍夫成为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会后发表了何茂正执笔的吉林师大苏联与东欧文学研究室的文章《评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学习与探索》1979.5），孙美玲的《苏联文学著作中的一桩公案──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钱善行的《静静的顿河— 一部重要而复杂的苏联长篇小说》（《文艺百家》1979.2），这成了重新评价苏联文学及其肖洛霍夫的信号。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在他的故乡维约申斯克镇去世。1984年9月10─16日，中国首届“肖洛霍夫创作研讨会”在吉林市松花湖畔揭开了帷幕。其后，每三年一届，中国已连续召开了五次全国性的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得到如此关注的外国作家，恐怕并不多见。尽管盖棺未必就可论定，但在不断的学术争鸣与对话中，我们至少可以加深对作家的一份理解。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各报刊除发表了大量肖洛霍夫研究论文外，还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肖洛霍夫研究著作。孙美玲选编的《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10），是一部肖洛霍夫研究资料汇编。主要收集了苏联和外国作家评论家对肖洛霍夫的评论，肖洛霍夫谈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的书信、言论，后面附有肖洛霍夫生平和创作年表。为中国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了解肖洛霍夫的一套较完备的资料。

此外，作为中国专门研究肖洛霍夫的专家，孙美玲除写有大量论文外，还著有两部肖洛霍夫研究著作。《肖洛霍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4），8.7万字，为“外国文学评价丛书”的一种。该书包括“作家生平与创作”、“主要作品介绍”、“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特色”三个部分，基本上属于供普通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但她的另一部著作《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28万字，则是深入探讨肖洛霍夫艺术世界的学术专著。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肖洛霍夫的创作道路及其艺术上的多方面探索，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一个学者，将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一个研究对象，从不旁骛，这在当代学界是不多见的。

长期从事肖洛霍夫研究的李树森先生，亦著有《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12），17.8万字。全书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均由四篇文章构成。第一部分分析某一问题、形象或作品；第二部分概括地论述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和艺术特点；第三部分介绍与评释苏联、西方和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李著的特色不在研究的系统性，而是提出了一些颇具个性的观点。如把肖洛霍夫称作苏维埃时期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列夫·托尔斯泰，这几乎成了他研究肖洛霍夫的创作倾向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一个出发点。李著由此对肖洛霍夫思想的局限涉及较多，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太客气的“商榷”。也许有感于此，李著在《国内肖洛霍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国内肖洛霍夫研究中遇到的几个障碍：其一，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泛滥，讲话、写文章无限上纲，假、大、空，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种心理状态使人们后来一遇到类似的现象马上就产生反感，以至走向反面，研究一位作家，谈成就、贡献可以，一谈错误、局限，就成了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还没有拨乱反正；其二，就是对苏联观点的迷信，对苏联观点的盲目崇拜。李著的观点可能有偏颇之处，但反对盲从迷信，坚守自己作为批评者的艺术感觉和理性判断，这一点是可贵的。

1996年8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家荣的《肖洛霍夫的创作研究》，全书20.5万字。该书既是肖洛霍夫研究专著，又是高校文科教材，因而兼顾两者特色，对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道路、重要作品、艺术成就、苏联、西方、中国肖洛霍夫研究情况，均一一作了评析。书末附有肖洛霍夫创作研究主要中文资料索引。该书作为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肖洛霍夫创作研究》教材，每一章后面附有复习思考题。一个外国作家，被单独列为一门省级自学考试课程，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2000年，何云波的专著《肖洛霍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吴元迈先生主编的20文学泰斗丛书中的一种，是一本带有传记与评传相结合性质的著作。它既对肖洛霍夫的生平、思想轨迹作了追踪，又有对肖洛霍夫作品的阐析。而该书的主要价值更体现在后一方面。如从革命与人性的对话的角度读解《顿河故事》，对《静静的顿河》的多重话语与多种价值取向的分析，对《新垦地》的阐析，同样是着力挖掘作品的主流话语与潜在话语的纠结，从而揭示出作品在对待农业集体化问题上，歌颂与反思所面临的两难之境。肖洛霍夫曾说，“我的传记就在我的小说中”。何著正是通过对肖洛霍夫作品的细致解读，使人们对多面的肖洛霍夫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2001年，长期从事肖洛霍夫研究的青年学者刘亚丁的专著《顿河急流——肖洛霍夫》出版，这是我国肖洛霍夫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成果，在大量掌握肖洛霍夫新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肖洛霍夫作出了新的阐析。特别是它把肖洛霍夫放在苏联文学的大背景上，探讨肖洛霍夫的创作背景、渊源，他与其他不同类型的作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他作品中所包含的复杂底蕴，从而为重新理解、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

综观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翻译、介绍、研究成果虽蔚为大观，但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肖洛霍夫并作出新的评价，尚处在探索阶段。肖洛霍夫是个颇为复杂和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历来对其争议很多。中国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全面、系统地介绍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对肖洛霍夫的争论。对肖洛霍夫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肖洛霍夫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作家的定位及《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主人公的悲剧成因、性质及悲剧意义的探讨上。下面我们就这一问题，介绍一下中国学者的观点。

苏联在对主人公格里高力的悲剧命运的探讨上，曾出现过“个人反叛说”和“历史迷误说”。七、八十年代，对格里高力的评价不断上扬，格里高力逐渐由反叛者、迷误者变成了“真理的探索者”、“俄罗斯悲剧命运的象征”、“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者”。我国学者在探讨《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问题时，程度不同地受到苏联评论界的影响，或赞同、或反对、或另辟蹊径。如王田葵的《论葛利高里的悲剧因素及美学意义》[5]，持“历史的迷误说”，认为葛利高里“把封建积垢的‘哥萨克观念’当作了‘真理’（这是一种虚假的真理），他越要以这种观念为哥萨克农民，为他的家庭维持田园诗般的生活，越不能维持这种生活；他越固守这种封建积垢，就越找不到前进的道路而陷入了迷途，最终导致了历史洪流里的精神毁灭”。

仝茂莱在《关于格里高里的几点拙见》[6]中，对“个人反叛”说和“历史迷误”说，分别提出了质疑。认为两者的失误都在于自始至终把格里高里当作摇摆不定的中农哥萨克来看待。而从肖洛霍夫的创作意图来看，作家“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只是把他当作“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的人来处理。作者构思的着眼点在于刻画愚昧、落后、保守的哥萨克封闭社会中一个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普通的劳动哥萨克。依“个人反叛”和“历史迷误”的逻辑，主人公的结局必将是被镇压，论者强调，在小说结尾，既要看到主人公落入匪帮这个事实，又要看到不甘心当匪徒的这个心事，特别是要看到最后决心返回故土这一富有魅力的心灵运动。“返回故土”是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的主人公不是心灰意懒、精神空虚的人，而是在但丁的炼狱中经过荡涤，怀着“一颗活生生的心灵”来到苏维埃新天地的人。它是作为真理探索者的代表劳动哥萨克格里高里的必然归宿，是他敢于正视现实力量的表现，是对布尔什维克真理的确认。

关于格里高力悲剧的原因，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作过思考。如朱鸿召的《关于格里高里的悲剧──立足于哥萨克文化的重新考察》[7]，毕枝慧有《关于葛利高里形象评价问题》[8]，都是从哥萨克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葛利高里。朱文认为葛是传统哥萨克英雄，他的勇敢、骄傲、任性、爱自由、富于激情、富于荣誉感，他的传奇式爱情，都是哥萨克性格的典型体现。但哥萨克在革命中又违背了历史的潮流，因而葛的悲剧也是传统的哥萨克的悲剧。刘佳霖的《试图走出历史的悲剧──简论〈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9]则认为葛的悲剧乃是在于试图“走出历史”。走出历史，既指伟大的超越，又指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前者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后者则限于简单的遁世避俗，去营造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刘文认为，葛利高里属于后者，他两次带阿克妮亚出走，都是企图“走出历史”，去营造个人的安宁，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作者由此认为：“人如何在历史给定的位置上现实地追求理想，如何适应历史的步伐而前进，这是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所唤起的我们的思考。”

黎跃进的《简论葛利高里及其悲剧意义》[10]则进一步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角度阐述了葛利高里的悲剧及其意义。他认为，葛利高里作为生命个体，有着美好的个性，他的向往和探索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文化载体，他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哥萨克文化的优缺点。而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看，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总在两种力量的搏斗中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必须付出代价。人类不愿意残杀，但又必须残杀，这构成了人类的两难境地。因而《静静的顿河》展示的不仅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严酷事实。

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研究界对葛利高里的评价也有日益上扬之势。如孟湘的《人和魅力──论葛利高里性格的悲剧美》[11]，力冈为《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写的序《美好的悲剧形象──论“顿河”主人公格里高力》[12]，均强调了肖洛霍夫要通过主人公表现“人的魅力”，通过悲剧手段塑造美好形象。在力冈先生看来，人的魅力体现为主人公的人性美和性格美，葛利高里乃是“具有强烈、浓厚的人性和美好的男子汉性格”的形象。孙美玲的《顿河哥萨克的一代诗史──〈静静的顿河〉新译本序》，也认为作家在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在旧政权和新政权、红军和白军、新世界和旧世界斗争过程中，以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劳动哥萨克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和他们中的许多人充满迷误与痛苦的悲剧命运。”葛利高里的歧路徘徊是积极的探索，是走向新生活的必不可免的痛苦的蜕变。葛利高里返回故土，走向苏维埃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广大劳动哥萨克的必然归宿。

由对葛利高里的评价，同时也就涉及到对《静静的顿河》的思想意蕴的揭示及对肖洛霍夫的思想定位的问题。原苏联和中国的学者曾在较长时间，更多的从阶级的角度来评价肖洛霍夫及其作品。如车成安的《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评〈静静的顿河〉的创作倾向》[13]，认为小说对国内战争的描写，作家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客观进程，揭示了苏维埃政权赢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葛利高里形象，肖洛霍夫是把葛作为哥萨克中农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来塑造的，揭示了其动摇性。作家对葛利高里的批判和同情分寸的把握，未失去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分寸感。

无独有偶，中国学者李树森也把肖洛霍夫当作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列夫·托尔斯泰──苏维埃时期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只不过西方学者对肖洛霍夫的“乡土性”更多地持欣赏的态度，而李文则较多否定。文章认为，“肖洛霍夫所接触、所反映的是农民的生活，他又极力主张写真实，主张按生活的原样来写，这样一来，实质上就等于给自己带上了一副农民的眼镜，他就不得不用农民的眼光来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他就无法从他们的视野里跳出来，他就无法摆脱他们思想情绪对他的影响。”[14]

对肖洛霍夫的定位存在着诸多分歧。肖洛霍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作家，又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者、“农业世界的诗人”、“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大相径庭。每一种观点都似乎可以找出例证，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那么，是否是因为肖洛霍夫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矛盾的，从而导致《静静的顿河》有着多重价值取向？刘亚丁在《〈静静的顿河〉：成人的童话的消解》[15]一文中，运用话语理论，试图揭开《静静的顿河》的难解之迷。文章认为，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使用了两套对立又统一的话语：Ａ．关于真理的话语，作品有一个预设的任务就是展现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Ｂ．关于“人的魅力”的话语，它确立的评价人物的标准是：该人物是否富于人性，是否显示出性格特点中某种优于他人的品质。在作品中，Ａ话语常常被推到背景之中，被悬置起来，Ｂ话语反而成了叙述者对待作品人物的标准。小说中对葛利高里从叛军投奔红军、又被红军复原回乡后，珂晒沃依对自己的内兄葛利高里要大义灭亲的一段描写，便是Ｂ话语取代Ａ话语的典型个案。文章由此对作品进行定位：“由于接受中心话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取得了进入主流文学的资格，尽管几经周折，终究得到认可。又由于Ｂ话语的‘人的魅力’观念，对整部作品的叙事控制，对叙述者的情感选择的左右，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其他中心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特殊的艺术魅力，在苏联及苏联之外的读者中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认同。《静静的顿河》是居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过渡地带。”

刘亚丁的文章不光指出了《静静的顿河》存在着两套话语，还分析了两套话语的运作机制及相互关系，为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静静的顿河》，揭示出作品的复杂性，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如果沿着这一路径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作品在两套话语之外，至少还存在着第三套话语：即肖洛霍夫作为自小生长在顿河哥萨克中，对顿河乡土有着本能的亲切感的作家，在作品中注入的乡土话语。回归乡土也便成了主人公漫漫漂泊征途中的精神皈依。也许这正是斯洛宁把肖洛霍夫称作“农民世界的诗人”的原因。

基于此，何云波与刘亚丁两位青年学者，曾在《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作过一次关于肖洛霍夫的对话，题目就叫《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文章认为，苏联作家，大致可以分出中心与边缘两大派，肖洛霍夫却介于两者之间。肖洛霍夫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存在着两种声音：当时时代的胜利者的声音和牺牲者的声音。前者适应了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适应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的趋势。另一种声音是被历史抛弃的人的声音，反映了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孤苦无依的控告。肖洛霍夫无法纳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中，但他最终能为“正统”所接受，并在晚年享尽殊荣。相对于那些被打入冷宫的“非主流”作家，表现了更多的生存的“智慧”。这是苏联作家所特有的“智慧”。肖洛霍夫以对主流话语的一定程度的迎合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低要求，同时又以对牺牲者的关注来消解社会以历史名义对个人的扼杀，文章将此称为“尊经叛道”。

不同倾向的阅读者，以其不同的阅读期待，似乎都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读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现实造就了“多面”的肖洛霍夫，“多面”的肖洛霍夫决定了其作品的多重价值取向，而作品的多种“声音”又往往迷惑了读者乃至职业评论家，大家各执一辞，都自以为找到了开启肖洛霍夫心灵之门的唯一钥匙。但又可能都是盲人摸象，得到的是片面的真理。而批评者又往往容易把自己当做公众舆论的代言人，指导读者按自己的方式去阅读作家，误读（有意或者无意）也就难免了。由此，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普通读者，重要的是抛开先入之见，抛开公众舆论对作家的定论，真正用自己的心去阅读作品、体会作家。避免过于轻易地去作好坏是非的价值判断，多一点理解与宽容，这才是最重要的。

行文至此，我们对今后的肖洛霍夫研究，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思路。肖洛霍夫研究如此，整个文学研究何尝不是这样。

注释：

[1] 《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85

[2]巴人《以简代文——关于〈论人情〉的答复》。

[3] 同上。

[4] 《他们为祖国而战》，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5] 零陵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6]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

[7] 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8] 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8期。

[9]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10] 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11] 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2] 《静静的顿河》，力冈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

[13] 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4]《肖洛霍夫思想与艺术》，李树森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苏联文学沉思录》， 刘亚丁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00～114

而对《一个人的遭遇》，中国评论界的态度则复杂得多。小说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却是肖洛霍夫创作后期，也是整个苏联战争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也是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潮流中，“一切为了人”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战争时期和战后一段时间，苏联战争文学尽管也涉及到战争的残酷性，但更多的是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激励民众奋勇抗敌和重建家园。肖洛霍夫首先以一个普通人为主角，通过他在战争中的悲剧性遭遇，展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战争带给人的巨大的心灵创伤，人在这种难堪的重负中所体现的人性美、人的尊严、人的永远不屈服的精神。小说结尾，主人公索科洛夫“流下的“已经很少，然而却很伤心的男人的眼泪”，也激发了读者的深深的共鸣。

中国评论界一方面认为这个作品是“迷人的作品”，“洋溢着火热的思想光芒的诗”、“燃烧着生活激情的诗”。作品的主人公索科洛夫具有“坚韧的俄罗斯人性格”，是“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中国人在五十年代的高昂的热情，过分的乐观主义，也使《一个人的遭遇》这类更多地带有悲剧与反战色彩的作品，染上了中国的时代特色。

但另一方面，1956─1957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时期。1956年2 月苏共二十大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解冻文学”出现高潮。同年5 月，中共中央也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干预生活”，描写人情，出现了一批或揭露官僚主义，或把笔触伸向广阔的生活、揭示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等。理论界，也出现了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文章，提倡人情、人性，在文学中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真正个性的人”。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及《静静的顿河》，自然成为他们论证自己理论观点的有力论据。巴人发表于1957年5月的一篇和《论人情》有关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前一个星期，一位在南洋认识的作家朋友来我家，随便谈到我那篇成为问题的文章，他说，他是同意我的见解的。他讲了好多作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4月号《译文》上发表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他认为我在《论人情》中所企望于作家的，正是《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表现的。他还认为这篇小说，是在《真理报》跨年度发表的，足见《真理报》编者对这篇小说的重视。

这话是我在说了这样一段话后引起的。我说，写一个革命战士，如果写他在战场上杀敌的勇敢以外，也写写他日常生活中见到一个人死亡或受难而伤心流泪，那战士的形象也就更完整，更有生命了。这看来是矛盾现象，实际是辩证统一的。我对那篇小说主人公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和以后被俘时所表现的一种非常曲折的、但基本上是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到兴奋，但看到他战后妻死子亡，收留下一个孤儿作为自己的爱子的那段描写，我流泪了。在他那亲子之爱的追求中，正表现了他那伟大的人类的爱。[2]

刘绍棠的文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以肖洛霍夫为例。认为，苏联为什么“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就是因为近二十年里斯大林犯了重大错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右了文学创作；而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则是一开始就被教条主义所影响”，使得它无法取得它所应该取得的成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社会真实不算是真实，而必须去发展地描写，结合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来面目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种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缺乏“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和“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可它们“寿命的短暂，并不比一则新闻通讯来得长”。“试问：葛里高利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甚么呢？据说，葛里高利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甚么在人物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里高利的婀克西尼亚，将给她安一个甚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的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尼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因为他对富农反革命分子失去警惕性，还和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3]

可惜，这种文学创作向“人”的回归和自由的理论探讨，随着“反右”斗争的兴起，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肖洛霍夫作品的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就有意无意地被中国的翻译家、评论家们遮蔽了，而他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被凸现出来。

十年文革，在革“文化”的命中，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毒草打入冷宫。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炮轰中，肖洛霍夫亦首当其冲，受到粗暴的批判。在林彪指使江青召开军内文艺座谈会后抛出的《座谈纪要》中，肖洛霍夫被当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其作品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其后，报刊上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指责肖洛霍夫的作品宣扬“活命哲学”，是“叛徒文学”、“卖国主义文学”。

文革时期对肖洛霍夫的不公正的对待，在一些肖洛霍夫作品的译本的译者序中也体现出来。197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刃译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前面有一个《译者说明》：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所写的一部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全书约十五万字，据作者自称仅是“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其阴暗的笔调描写了苏军一九四二年夏季在顿河草原上的保卫战。当时，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胜利地粉碎了德军进攻的苏联红军，已摆脱了防御中的被动状态，正处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个卫国战争的转折点的前夕。但作者却炮制了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场面，肆意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把红军战士丑化为一群贪生怕死、军纪败坏的胆小鬼和骗子手。他妄图通过歪曲苏联卫国战争的手法，来达到否定一切革命和正义战争的目的。

此书不仅思想内容反动，艺术上也趣味低级、极其拙劣。我们翻译和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在批判肖洛霍夫时提供一点资料。

内部发行，供批判用，成了当时出版苏联文艺作品的一个通用模式。类似的《译者说明》，比比皆是。不知这是译者确实持这种观点，还是为了使作品得以面世，出版社和译者共同使用的一个“障眼法”。而假如肖洛霍夫看了对他作品的这种“解读”，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