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即写字。对此《新大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用硬笔写字，写得正确、端正、整洁、行款整齐，有一定速度。用毛笔临帖，字写得匀称，纸面干净。”过去，写字教学一直没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落实到位的考虑。追究没能落实到位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识上的偏颇；二是缺少科学方法（经常的主要做法是靠机械的、多次重复抄写而自然形成）；三是考试的误导（在以往的语文试卷中，很少有关于把字写得“正确、端正、整洁、行款整齐、有一定速度”的要求。即便有，教师在评分时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学生的字迹无论多么潦草，只要不缺笔添画，大家也就“从宽”处理了）。后面的两条暂且不谈，仅从认识问题来看，尤以对写字的育人功能的忽视最为突出。不少同志以为，文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写字不过是一种技能的培养，如今计算机已经能够代笔了，何必在写字上花费精力和功夫呢？

大家知道，文字是人类交际区别于动物交际的本质特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说过：“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因此，汉字的发明和流通当是中华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一座标志性的界碑，而它的推广和使用必然会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文化最单本的形态无非是符号和话语两种，而符号（主要是指文字）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它必然以其相对的稳定性和静止性，使文化趋于定型化、规范化和凝固化；其次，符号作为划分民族文化的界限，也就成了一个人步入某一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翻开中外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一种文字获得垄断地位以后，它就不仅仅是记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了，而理所当然成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象征。也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几乎所有的殖民主义者无不把剥夺一个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力，视为他们奴役殖民地的重要的战略。早在1862年，西班牙的王室就曾明令：凡殖民地的基础教育一定要把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当作必修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我国领土台湾的日子里，他们就曾强迫台湾的中小学生必须学习和使用日语、日文……这些事实告诫我们，语言文字是统一民族情感与意志的纽带，它的兴衰往往会折射出这个民族的历史沧桑，所以，学习和掌握汉字必然是炎黄子孙接受民族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课，而这些都是计算机所无法替代的。

过去的神经学以为：“对于用右手写字的人来说，书写动作是由大脑左半球前运动区的中间区域（即爱克斯纳区）所控制。”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业已证明：“书写动作并不只是同左半球前运动区有关，事实上，它与左半球的广泛部位都有关系。”因此，书写练习不但能促进认读的发展，而且对人的分析能力和处理复杂语法结构能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见王德春、吴本虎、王德林编著的《神经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5页）正如以上所说，人在4岁前，虽然大脑与神经网络已经基本完成，但大脑各区间的联系还不是那么稳定、牢靠。所以，人在4岁以前的记忆往往是一个个的片段。这也就是说，此时急需通过多种感觉器官参与的活动，以加强各脑区间的联系，使大脑的整合功能更加完善。由此可见，写字练习对正处于大脑发育、完善关键期的小学生来讲，不但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而且能更为全面地开发他们的大脑潜能。即便是单就写字而言，早期的“动力定型”也会对今后的书写能力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新大纲》强调写字，其目光是睿智的、深远的。它基本出发点是要通过书写母语代码——汉字的实践活动，让小学生在掌握书写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开发认知潜能，接受民族文化的传承，学会用汉民族特有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客观世界。这种观念正应了一句话：人能写字，字能“写人”。这种情形如同钱钟书先生在《文学杂志》中所说的那样：“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浸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因此，习字其实就是让学生在书写“变硬变定”、“化石”——汉字的过程中，把那颗原本颖悟了的民族“心”变软变活，并融入自己血脉之中，从而铸就他们的民族“魂”。这就是写字教学更为重要的存在价值！